华尔街金融风暴致使世界经济整体陷于衰退，中国也不能幸免。但是相对来说，中国的经济形势要好得多。一是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二是国债占GDP的比重底低，财政状况良好。况且中国已经是大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整体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在整体性陷于衰退的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无疑是上升了。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无疑，第一要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如大家所广泛讲述的：“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但这里我们不说对内的问题，我们单说对外的问题。我们问：对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判断。大家同意：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但我认为更为准确的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世界。
不为别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力是资产，但又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如果有活干，能够从事生产，那么人力就是资产。反之，如果没有活干，不能从事生产，那么人力不仅不是资产，还应该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没有活干，不能从事生产，社会就会陷于动荡和不稳定之中。而要形成就业和生产，是需要将人力和其它资产相结合的。有一点肯定无疑：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1/5，但是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占有世界1/5的其它资源。这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必须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为前提。开发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无疑是紧迫而又正确的，但是，外需对于中国经济永远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虽然世界需要中国，但是中国更需要世界。
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0%，高吗？合理吗？很高了。有不合理的成分，这个成分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老百姓所占的比重低，国内消费上不来。但是，在我看来，这高外贸依存度更多地却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地要与高外贸依存度相伴随。
我们讲中国经济3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改革和开放两大动力推动的。实际上，开放的作用要大得多。某种意义上，是开放推动着改革的。最近一个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片子，讲到邓小平生前希望中国多几个像香港那样的自由港，而天津滨海新区确立的建设目标就是要建成像香港那样的自由港。这无疑是正确的。
我认为，既然由于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相对重要性上升了，不妨利用这相对上升了的重要性来促成向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说三件事情：一是要不要用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问题，二是人民币要不要贬值的问题，三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问题。
尽管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会使我们暴露于价格下跌的风险之中，但在我看来，还是应该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的。理由有二：其一，危机之中有那样资产价格不下跌？是石油价格不下跌，还是粮食价格不下跌，还是别的资产价格不下跌？相对来说，美国国债价格下跌的风险小多了。其二，说过了，世界需要中国，然而中国更需要世界。帮助美国稳定和恢复经济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稳定和恢复经济。我们要有这样的宽阔的视野和境界。
我是一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道理我在多处阐述过，核心一点，是在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汇率升值是以生产减少，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为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承受不起。那么，现在人民币要不要贬值呢？如果供求决定要贬，那么是应该的。否则，没有必要人为地贬。要知道，货币和汇率稳定才是根本之策。
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问题，不是说以美元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没有问题，也不是说人民币国际化不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但是：第一，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是人们可以自由构建的，而且任何货币体系都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保证新的货币体系就一定地好到那里去。而只要我们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第二，任何替代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将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短期里中国将为之承受剧痛。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助涨了金融危机，但是没有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还是会爆发〕，中国需要再稳定地增长20年，犯不着在现在去冒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风险。与其把精力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上，不如把精力用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结算上，不如把精力用在改革国内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有效增加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上，来得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