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先后读到张维迎先生《危机中的选择》和杨毛先生《评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两文涉及中国改革发展探索的方向，意义重大。我赞成杨毛《评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一文的方向，反对张维迎的主张。
长期以来，中国的流行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解决，这些经济学、学者不仅在应对目前危机中难有所为，而且会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构成威胁。这里所说的“经济学”用义稍宽，指与人类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关的思想理论。而在中国流行的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们是主要的一类。
80年前的危机与经济学
张文和杨文着重议论了80年前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及相关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理论，这里从经济学的角度补充一点意见。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的平民化过程。平民的革命，平民的民主，平民的经济活动，平民的利益要求和意志表达，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内容。自3百年多年前西欧启蒙现代社会发展以来，人类社会历经的发展与进步，无一不落脚在平民化这条主线上。1640年代英国革命，后来的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其它欧洲国家革命，都是如此。然而，当时的传统等级社会的这些改造并不彻底，平民的解放是初步的，少数权贵人群当道，等级制度的旧货在新的形式下大量残存。英国早期的两院就很具表现力：上院是清一色的有头衔、有贵族血统的爵爷，下院全是有钱有势的新贵。从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当时权贵势力控制立法、司法、行政下英国社会的格局和味道。在平民力量发展和冲击下，欧美国家这种贵族气浓重的现代发展处在持续的危机之中，到了20世纪初，已难以为继。1929年到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这种社会危机激化的反映。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普及，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也都直接与此相关。罗斯福 “新政”、凯恩斯理论，正是对当时危机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反应。凯恩斯曾说，他想写反映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的“小册子”。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最重大的问题是平民化，近现代所有的有价值的经济学一类的东西，都是朝平民化方向做出的回应和努力。洛克是，斯密是，马克思也是。张文推崇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也确实与此有关，但它们是朝着相反方向的反面角色。在当年与凯恩斯们的论战中，哈耶克们败得很彻底。当然，凯恩斯学说机会主义的观点和故置玄虚的论证大多并不为我赞同。但凯氏理论的出现与风行，哈耶克的惨败，确是与时代潮流向背使然。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理论的努力方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此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使凯恩斯名噪一时的那本 “小册子”“就业通论”在说什么呢？“充分就业”说白了是要给每个人都弄口饭吃。正是这一不得不放下贵族身价、低头看一眼平民大众饭碗的转向，才救了西方国家。张文说目前“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知到底指什么。但能肯定的是，20世纪前期西方国家那次经济和社会的转向是划时代的。这一点不是在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理论中找到几处毛病、败笔就能否定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这次转向，那么等不到20世纪后期苏联、东欧出现突变和动荡，欧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前期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次转向之后，“就业”和增长成了西方国家经济社会政策未敢再易的中心议题，从而与之前的经济社会政策在取向上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哈耶克对欧美国家的这次转向和进步耿耿于心，因此与凯恩斯学说斗争了一辈子。哈耶克常常让人觉得他的理论师承于18世纪一些英国作家，比如那个以反对法国大革命出名的埃德蒙·柏克，其实这并不完全真实。不仅法国革命，哈耶克反感所有的平民革命、变革。他对社会底层劳动群体，“大多数”的厌恶、蔑视是一贯的、鲜明的。哈耶克认为并非所有现存的生命都有生存的道德权利，并自始至终都在用这种情绪议论社会弱势群体，议论尚处发展弱势的种族、民族。哈耶克的反动是非常彻底的。但具有讽刺味道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们后来骂凯恩斯骂得最重的话，是指证凯恩斯的理论导致更持久和严重的失业。看来真是形势比人强，反动的经济学旗手也不得不挂起“就业”这条具有明显进步意义的幌子，把旧时招摇于市的贵族斗篷悄然改做掩藏不露的内衣。我们讨论80年前的危机、“新政”、凯氏和哈氏的争斗，需先弄清大是大非，弄清方向，不仅要注意它们说些什么，而且要弄清为谁而说，为啥那样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支持杨毛，不同意张文。
关于市场的经济学
张文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20世纪后期，“市场”成为世界各国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南亚、拉美一些国家的调整都围绕着市场。有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占有先机，且走出了一条独创之路。它没有照西方流行经济学给定的题目做作业，却比之尊奉西方经济学的苏东、印度显示出巨大的发展优势。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它也蕴含了关于市场的不同于流行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意义。
张文在开篇即把经济学按照“对市场的信仰”分了四类，接下来的讨论中，张文选择了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们，这是错误。其错不仅在于经济学并不适合按“对市场的信仰”划分，更在于“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确定共识的概念，市场的实践和理论都在发展中。哈耶克的市场理论，抹杀掉了现代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一个性质，平等。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恰恰在于它的平等本性与人类现代社会平民化走向的契合。
没有平等身份，就没有真正的交易和市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财物在不同人之间的交换会经常发生。而出现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交易、公平的市场，则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等级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不存在交易，贵族与农奴之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只要等级关系存在，占居社会关系主导地位的贵族，就会凭借武力、强制、法统等一切等级压制手段，直接支配奴隶、农奴，配置财物，根本不容许对方站到对等交易的市场平台上。因此，当时真正的交易活动和真正的市场，只存在于等级控制力所不及的地方和人群之间。无起码的平等地位，就无所谓市场。
没有现代平民革命和平民化社会推进，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传统等级社会，也存在市场和大量的交易活动，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是等级制度，广大平民并不能普遍、充分、平等地参与市场活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人。中国秦汉时就有6大都会、4大商埠，有丝绸之路。后来有晋商、徽商、浙商、闽粤商人。有洛阳一夜纸贵、汴梁清明上河等市场活动的佳传。阿拉伯人、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曾遍及欧洲、亚洲，也曾深入非洲腹地。地中海、波罗地海沿岸，现在的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境内，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繁盛的贸易和市场。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些地区和民族，并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和发展。而率先启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恰恰是不在传统市场中心的英国。中世纪后期几个世纪，等级束缚的瓦解，自耕农民、平民力量的兴起，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和革命，也孕育了现代市场经济。英国近代的“农业革命”，兴盛的农村工商业，带动了所谓“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建筑建材业、冶金业，都是在大众消费和平民经济力量增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时面对同样的国际贸易和市场发展的刺激，欧洲中东部不少国家和区域，商品化、商业发展却引致农奴制度和专制强制的强化，走上与英国相反的社会发展方向。
在市场的谈论中， 张文还专意强调了“自由”。“自由”是哈耶克们的一块招牌。 “自由”似乎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喜爱的好东西。但是经济学中“自由”的概念却存在严重混乱， “自由”的问题恰出在对它的解读太过“自由”。上世级中期被暗杀的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次集会上，1千多字的演讲中有近30处谈到“自由”，他要为黑人争取自由。将历史向前翻1个世纪，美国曾发生过关于蓄奴还是废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南方蓄奴州、奴隶主手中最主要的武器之一，也是“自由”，他们要蓄奴的自由州权，要奴隶主的蓄奴自由。黑奴要求的“自由”与奴隶主们的“自由”，就这样在历史描述和经济理论中混沌杂处，相互对立着。哈耶克经济学中的“自由”，与上述后者的自由，属于同类。只是时代不同了，形式、外表有所变化。市场是需要自由的，它使市场主体释放充沛的活力和动力。没有自由、自主竞争，就没有市场。但同时，市场需要严格的立法和规则。没有规则，同样形不成市场。就像没有规则、裁判就无法完成体育竞赛一样。哈耶克市场自由的谬误在于对市场的立法权问题上作的手脚。他真正想要的是少数强势人群“自由”的去垄断和控制市场立法，排斥平民平等的立法要求。哈耶克反复强调的“自发秩序”、“扩展秩序”， “传统”、“习惯”，“自然进化”等，都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其最吊诡之处，在于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自由的过程，同时悄悄将结论落脚在市场立法上的权贵立场。使人们在享受和赞叹现代市场运动时不知不觉被其误导。其实，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市场的自由运动与市场的立法活动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两者分别适用完全不同的机制和规则，不容混淆。就像体育运动，比赛的胜负由运动员在赛场自由发挥、自由竞争决定，而竞赛的规则制定和裁判执法不能由现场运动员控制，而必须有另外的形成机制一样。如果规则、裁判可以由现场的强势运动员决定，那么就不可能有公平而精彩的比赛，这项运动也会失去其生存的价值。早期的英国、美国，今天的东欧、南亚、拉美，这样的由“运动员”左右规则和裁判的事例很多。即使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革除这种现象，只是更其曲折和深藏。哈耶克的市场自由，是强势运动员主导规则和裁判的自由。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总的方向是平民化，它要求市场立法是平等的，依法运动的市场是自由的。市场竞争中有胜有负，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惠及所有平民。自由是美好的，市场经济也是美好的，美在它属于平等的平民，而不是专属少数权贵。
再看两段历史。18世纪中期开始的几十年中，英国农村体制经历了剧烈变化。随着购并农地运动的发展，农户的家庭自主经营基本消亡，大农地和大农场兴起。当时英国的议会由少数权势人群的代表构成，这场剥夺广大自耕农民土地的运动在一系列议会活动、司法程序之下，在市场上“自由”的完成了。顺带说一点，这次农地运动，终结了英国几个世纪逐步繁荣发展起来、孕育了英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农民家庭经营，开始了英国大农业时代。它使英国农业从此一蹶不振，且给英国日后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深深的暗伤。18世纪90年代初，正值大洋对面的英国圈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美国议会也在忙着通过一个决议，决定由联邦政府来偿还在战争年代联邦和各州借自民间的债务。这些债券数目巨大，此时已贬值大半。议员和政要们一面大肆以低价收购这些债券，一面操控通过了按原值本息偿付这些债券的决议。不少议员、政要由此暴富。这类故事其实是当时英美等国社会中的寻常事。土地开发，控制着立法的权贵们操纵一级市场，在二级市场转手暴利。建筑铁路，他们操纵线路选择在自己预先购置了地产的地域，等等。这就是哈耶克心向往之的市场“自由”的本来面目。正是这种贵族式的立法“自由”，使少数权贵强取豪夺、操控经济、垄断市场的行为合法化、制度化。今天在中国被查处的那些证券金融高管、钱权勾结圈地的官员和商人中，肯定会有人羡慕当年的英美等国：中国要能有哈耶克的市场和“自由”该多好啊!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一个“市场”的奇迹。中国市场发展的基础、方向和效果，突破了人类以往的市场范式，将“市场”实践推进到新的境地。不少人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因“市场”，比如贫富悬殊、腐败等等，以及这次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不正确的。市场改革的深化、市场塑造的创新，恰恰可能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开创出更其宽阔的视野和实践空间。接下来还将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
张文“危机中的选择”，其实是要为中国选择哈耶克们的经济学。这是不对的。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中继续探索，但有一点已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中国需要的不可能是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的那些东西，既不是凯恩斯，也绝不是哈耶克。中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后来者，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的被大量引入中国。现在回头看看，不少流行一时的理论思想与中国的发展实践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的冲突。
上世纪前叶，西方经济学、苏联理论都曾给中国土地革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土地革命正是在突破了这些流行的教条基础上取得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军事路线和政治策略，它涉及对人类社会现代发展平民化方向的更深入认识和创新实践。中国土地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对平民大众的动员程度远远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这是中国60年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没有依照西方的教条和苏联东欧的路子，而坚持了中国平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改革开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在中国发生并取得成功，决非偶然。中国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土地革命精神的复归和深化。它的政治自觉、推动力量、社会基础都植根于那场土地革命。没有中国特色土地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土地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现代发展、市场改革走出了一条更深入推进平民化、从而更具发展优势的创新的道路。现在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伟大不仅在于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后几乎整个世界都朝向了市场。邓小平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坚持了土地革命的平民化方向，坚持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否定和摧毁土地革命的社会成果，而且始终牢固地建筑在土地革命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从而将市场塑造成更有效推进平民化的体制和工具，给“市场”注入了强大生命力和全新的定义。也因此，中国的改革发展超越了同时取向市场的其它国家。
中国土地革命包含着丰富的、重大的、全新的经济学因子。不理解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30年改革开放。不能解读和包容中国土地革命的任何所谓经济学，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方向。中国土地革命，是我们创新经济学的起点。顺带说一句，西方经济学的那点理论逻辑，那些历史的描述和判断，已处处显露破绽，中国的深入发展势将推动经济学彻底的改造。同仁们奋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