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研究的学说非常多，本文无意于评述所有经济波动理论，仅试图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对2000年后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研究做一个不成熟的述评，述评的内容有二，其一为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缓化趋势研究；其二为生产力不平衡引起的经济波动研究。所谓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指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思路，这不是用某一套理论去否定或肯定另一套理论，而是运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去考察经济波动思想，就像学者们常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某些问题”一样。
一、信息社会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的思想
1、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是以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用不同生产力状况来区分，生产力发展速度或知识涌现速度能够成为描述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状况的一般化衡量标准。信息社会经济学将生产力状况简单区分为知识涌现速度 “慢”与 “快”两个阶段，“慢”指新知识的产生通常是偶然或意料之外的，不足以引起人们预期，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以既定知识为基础的，通常处于很少变化的、循环往复的状态之中，人们通常也能够获得有关充分知识或信息，因此知识或信息的状况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忽略；“快”则表明新知识的产生具有持续性，已是常态并已纳入社会的预期，经济活动将以不断变化的知识为基础，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人们也已很难具有相关的充分信息，知识或信息的状况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不再能被忽略。根据这种规定，社会发展历史被划分为相应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分别称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i]，现代经济问题研究都应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讨论。
2、关于经济波动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持续涌现的科技成果的冲击是导致现代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ii]，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涌现或经济活动变化的持续性，具体的经济波动机制取决于新知识流的持续性冲击和社会经济对这种持续冲击的应对调整。新知识涌现速度快到一定的程度，经济运行的相应调整将处于调整方向和调整机制都不断变化的、持续的调整状态之中，经济波动本质上可归纳为经济活动变化的持续性与经济关系调整的滞后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知识的涌现具有非重复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这种特征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必然出现波动，且具有不可预期和无规律的特点。
本质上讲，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的实质乃是知识传播速度跟不上知识创新速度的必然现象，如果经济传播速度快于知识增长速度，则经济完全可能达到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均衡状态，经济波动就只可能是一次性的、随机的、偶然的、不可预期的因素引起的，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就起作用了，遗憾的是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应该以信息社会背景为基础。
二、经济波动的平缓化研究述评
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平稳的高位增长态势，这种态势似乎一直持续至今，刘树成（2003，2007）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998-2002年我国“极为平稳”的经济增长轨迹是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并认为通过国债扩大投资需求，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扩大内需，通过鼓励出口，扩大外需是这几年经济得以平稳增长的重要原因，并比较了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历史上曾出现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时期，认为我国应当牢记过去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教训，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这种波动的平稳性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李永友（2006）通过分析我国的GDP、人均GDP和工业GDP之后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减损效应，即经济波动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出现“平稳”特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或者说发展解决了矛盾，因而应当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
胡乃武和孙稳存（2008）二位学者也分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所谓平缓化趋势，所谓平缓化趋势，指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在下降，经济波动趋于平缓。二位学者分析了经济波动出现平缓化的主要原因，其一技术冲击和劳动力冲击平缓化导致供给方面冲击平缓，技术冲击的平缓主要表现在索罗余量的测度结果出现平缓趋势，而劳动力冲击则是在二元经济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得出的，需求方面的冲击平缓化表现为消费者消费理性化和投资波动平缓化，外部需求的平缓化表现为国际需求的稳定性。这样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看，似乎中国经济都受到了较小的冲击，经济出现平稳增长，波动较小的趋势，作者认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平缓化趋势将能够继续保持”。
张连城（2008）认为我国经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将进入收缩阶段，但经济收缩的幅度将是有限的，收缩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到2009年底即可达到波动的底线。这也是作者在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得出的，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波动表现为高增长的波动，波长比计划经济时期要平均长约2年，经济波动的幅度收窄，经济的扩张期长而收缩期短，从这些特征似乎可看出我国经济复苏很快将实现。
归纳一下上述观点可知：1、1998年之后的十年时间中，大多学者认为经济处于高位平稳运行的状态；2、出现高位平稳状态的原因有：a、有效的需求扩张政策，b、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经济的平稳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c、技术冲击和劳动力冲击出现了平缓化趋势，因而经济出现了高速平稳增长趋势，d、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长期收缩。
中国经济出现一段时期的高速平稳增长有目共睹，但上述对经济平稳增长原因的论述却并不见得完全合乎信息社会的特征，这里无意全面阐述中国经济出现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原因，但稍微推理可知，中国的收入调整和鼓励出口在改革开放后从未停滞，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一直在继续，改革开放也是越来越深化，为何之前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按照这种思路，一贯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会消除经济波动？还是因为有经济波动才会有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过去的情况能否完全说明未来的表现？对经济波动的研究或许不能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对一些数列关系的计算上。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当知识传播的速度与知识创新速度的协调性增强时，经济波动会缩小，知识的创新速度即决定了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决定了经济的波动状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比自己发达得多的外部世界，中国的新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持续来自外部世界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原有的知识传播体系是陈旧的，而且是不够的。在国门初开的时间里，外部世界的知识迅速涌入国内，在国内实质上表现为知识的持续、可预测的创新，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知识传播体系是不足的，“知识创新”的速度远远快于知识传播的速度，因而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至少1998年以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多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也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传播体系得到健全，外部知识的涌现具有一定的平稳性，经济出现平稳高速增长应是必然。知识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使得知识传播体系更加完善，使其与知识创新速度更加协调，经济波动取向平缓化。可以通过计量研究得出经济增长在某段时间内使得经济出现平缓化趋势，实质上也可以通过数量研究得出经济增长在某段时间使得经济波动扩大。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改革实质上可归纳为创新一类因素，在没有考虑到知识传播体系的扩张的时候，很难说就是这种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平缓化趋势，否则无法解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波动。
技术冲击的平缓化显然只可能源自外部知识流入的平缓化，劳动力冲击的平缓化则在于知识传播体系健全后劳动力接收新知识的速度加快。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技术冲击的趋势可能不再是平缓化，而可能出现更多的波动，因为我国不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知识实现经济增长。知识的持续的、不确定的、非重复性的冲击使得过去经济波动的状况对预测未来经济波动的走势不具有太大的意义，我国经济的复苏可能应更多地注重创新和知识转播体系的完善，当然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制度上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出现高位平稳增长后，经济学者都有注意，但大多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大多止步于观察、描述和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了技术因素和劳动力因素，但寓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思想限制，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深入，而且也由于思想的限制，即使有了有益的发现，也似乎没有用对方向。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波动是信息社会的产物，只有以信息社会为背景的经济学才能得出更为本质的结论。
三、生产力结构与经济波动研究述评
陈璋和李学林（2008）从生产力结构不平衡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的经济波动状况，二位学者将生产力水平划分为“代”和“级”两类，“代”由一系列生产力的“级”组成，“级”之间没有本质差别，而“代”之间有本质差别，“级”的差别用生产率来表征，“代”则主要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表征。利用这个改变，他们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类国家之内存在“级”的差别，但不存在“代”的差别，而每类国家之间的差别则是“代”的差别。在此基础上，作者假设我国存在两个“代”，即高生产能力部门和低生产能力部门，高生产力部门的加速增长最终要受到低生产力部门相对缓慢增长的制约，同时高生产能力部门的增长也是以牺牲低生产能力部门为代价的，当二者的增长速度比值达到最大，经济就只能下降了，最后持续调整并出现经济波动。这种生产力不平衡引起经济波动的观点很有特色，也是我国二元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确实不平衡的现实反映，但是使用的划分生产力水平标准的“代”和“级”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主要是靠感性认识来确定的。
陈璋和宁柱（2004）在较早一篇文章中也采取上述生产力不平衡的假说考察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只是尚没有“代”和“级”的概念，但从提出的9个假设来看，意义接近。这篇文章中的假说为高端部门（较高的“代”，低端部门为较低的“代”）的变动趋势与经济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而高、低端部门的产值指数之比的变动呈现与总体经济变动一致的周期性特点，生产力不平衡情况下的竞争不平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作者始终没有给出“代、级”的确切定义，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认为这是知识存量的本质不同，“代”之间的差距为知识本质的不同，如计算机与算盘的本质不同，“级”之间的区别乃为知识存量的差距。生产力结构的不同造成经济波动，但是上述分析却并不是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思路。高端部门的经济增长以牺牲低端部门的增长为基础，高端部门增长快，而低端部门增长慢，当增长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就出现调整性的经济波动。可以看出，这完全是物质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信息社会最大的特征是知识的可分享性和公有性，对同一“代”而言，创新者固然具有“胜者通吃”的特征，但对具有“代”差的部门而言，知识的创新确完全有利于低端部门的快速发展，比较典型的特征是，微型计算机源自美国，在美国（甚至全世界）确实出现了计算机和相应的操作系统出现垄断的现象，但在其他具有“代”差的地区和同一国之内的其他行业而言，微型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却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损害原来部门和地区的利益，相反却使得他们的收益增加。这种解释经济波动的思路或许只有对仍属于物质社会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有意义（实际上只是国际社会贸易不平等性的国内应用而已），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当信息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时，这种解释显然不再具有典型意义。
四、结论
上述评述表明，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者对我国经济波动的研究仍属于物质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波动的解释莫衷于是，主要研究没有考虑到外部知识的持续稳定涌入因素、自出创新因素和知识传播因素，具有典型的物质社会经济学特征，2、对经济波动的研究以数量关系研究为主，经济思想研究较少。3、少量研究注意到信息社会的因素，但这种研究也仅仅注意到了这种因素，并没有从对这种因素的注意转移到对知识持续更新背景下的研究上，相反，是把这些信息社会的因素引入到了物质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学框架中进行分析，其结论自然不言而喻。
主要参考文献
[1] 袁葵荪：《西方经济思想史讲义》、《发展经济学讲义》（Z）
[2] 李永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06.4
[3] 胡乃武，孙稳存.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缓化趋势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4] 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5] 陈璋，李学林.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基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2
[6]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J].经济研究，2003.3
[7] 陈璋，宁柱.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4
[8] 刘树成,张连成,张平.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2007）[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9] 唐元逵.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部分（Z），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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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袁葵荪：西方经济思想史讲义，2009，第1章。本文对信息社会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思想的归纳完全来自袁葵荪老师的《发展经济学讲义》、《经济思想史讲义》和其他相关文献，也包括课堂上讨论的一些讨论内容，上面关于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基本是摘抄自《经济思想史讲义》，本文的主要评述内容为：1、经济波动的平缓化研究述评和2、生产力结构与经济波动研究述评。
[ii] 同上，第6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