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3月2日刊登了署名甄言的文章《经济学家为何陷入尴尬？》随身在海外，作为以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人，我愿意倾听甄言先生这样的批评。甄言先生直言“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教条化，将自由市场看作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惟一妙方，迷信市场万能、资本万能”让所有中西经济学家面对咆哮而至的经济危机陷入尴尬。的确，经济学海无涯，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社会人心无常，哪有“总能自我完善的机制”可适应任何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永远存在不足与缺憾，才需要我们这些经济学人去不断努力探索、研究人类无限复杂的经济社会的规律。
我理解的作者真正意图是批评“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生搬硬套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国外”，这样的研究不必费力气、可以大量产出用于评职称的论文，然而所得到的结论对中国的适切性显然成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急功近利本身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不负责任，有违经济学人的良知与道德！
至于作者连带批评了“分析的方法是西方的数理模型”，我并不完全认同。当然，听听不同声音倒无妨。西方经济学家将数理工具引入经济分析，从而使经济学建立在“情”与“理”的双重基础上，是值得称道的。这里的情是指人的感性思维，理是指严谨的逻辑与理性思维。数理工具是科学，将它运用于经济学不仅没有什么不妥，而且应当提倡。需要声明一点，虽然数理经济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但我非常反对为了单纯地数学美感而建造数理经济模型。只追求完美的数理模型，肯定会将经济学引入歧途。这样的经济研究也会迷失方向的。数理模型是分析和推理的强有力的工具，但本身并不专属经济学范畴，也不能替代经济理论及发展。
中国经济建立在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之上，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学人（含以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的任务更主要的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特性。举个例子，当前的金融危机造成实体经济迅速下滑，各地方政府纷纷出笼刺激内需的方案。我国地域宽广，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费习惯差别比西方国家内部的差异更大。同一个消费函数很难较好地反映出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与储蓄偏好。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如果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比较准确地计算一下某省（市）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很强的刺激经济方案提供科学依据，那就可造福一方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功德。即使这样的研究结果不能发表到高级别的杂志上，也应在职称评定时获得认可。应当鼓励这样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