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自由的崇尚和渴望，由此是可见一斑的。
在经济生活中，自由也一样，不但崇高而且重要。且让我从经济奇迹与比较优势法则、比较优势法则与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产权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经济自由的问题，谈一谈经济、自由与产权三者的关系。
一、经济奇迹与比较优势法则
张五常讲的好：“原子笔一枝，港币二元；石英表一个，港币百多元；小型电子计算机一部，港币四十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烫裤一条，港币三十五元；假皮带一条，港币八元……这些商品，任何人都能全部买得起。若这些东西每样都要自己发明、自己制造，那么就算是绝顶的天才，刻苦耐劳，穷终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个天才终生的自我生产，比不上一个普通工人半小时薪酬所能买到的，不是奇迹是什么？爱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难以相信在手表上可以看电视这一回事。”
是的，这奇迹不是来源于别的，而是来源于专业化，来源于按比较优势进行的专业化。
亚当·斯密讲：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来，咱们分工合作，这可以使总产量增加，产品和服务极大丰富，大家得益。这就是绝对优势法则。这法则可以解释上述的奇迹，但其本身却没有什么奇的。相反，这法则直观得很。而且很自然地，人们要问：如果我啥都不如你，还存在专业化生产的可能吗？还有奇迹出现吗？
大卫·李嘉图的回答奇了：是的，我啥都比你强，你啥都不如我，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存在专业化生产的可能；这就是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进行专业化生产，这可以使总产量增加，产品和服务极大丰富，大家得益。这是比较优势法则。
比较优势法则妙也。
妙不在于专业化就能增加生产，妙在于能力无论高低都可以参与专业化。因为人无论能力高低，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人无论能力高低，也都有自己的比较劣势。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就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也有自己的比较劣势。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就算是世界上最庸碌的人，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人尽其用的；既是世界上最庸碌的人都可以人尽其用，奇迹又怎会不出现呢？
二、比较优势法则与经济自由
然而，要按比较优势专业化，首先要知道比较优势之所在。谁可以知道比较优势之所在呢？是政府吗？不是。是别的什么人和组织吗？也不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最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只有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可靠的选择。这当然不是说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误，但是谁又能保证别人的选择比起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所犯的错误为少为小呢？”
于是乎，经济自由对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就是极其重要的了，经济自由对于经济效率就是极其重要的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是没有经济自由的。我爷爷因为把自留地种好了点，大队硬是把庄稼给毁了，用小麦种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字。那时候连卖个鸡蛋都要管，更不要说自由选择工作之类的了。结果怎么样呢？最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年只能吃上两斤猪肉。一年两斤呀！小时候，我舅曾在镇上的饭馆里给我买过两个肉包子，现在想来还香。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们可以经常地吃肉了。
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地里种什么，我们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我们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当然，我们也吃得自由多了，穿得自由多了，玩得自由多了……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一个伟大而深刻的变化。是的，这一变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的经济自由极大的增强了，而不是相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连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也没有，奇迹又怎会出现呢？
三、经济自由与产权
只是，当事人有了经济自由，就一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吗？当事人为什么要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呢？又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的呢？
不是的，不是当事人有了经济自由就一定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当事人之所以要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完全是出于盈利赚钱的目的，完全是因为私产所提供的激励。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相信绝大多数要选择当官从政。事实上，各行各业，业务做得突出的个人，我们常常要对其挂个一官半职以示嘉奖。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的。当年很多人劝艾科卡竞选总统，他却安于经营他的克莱斯勒；弗里德曼学术上厉害着了，但他不是系主任。
也不是有了经济自由，当事人就一定有了判断比较优势的依据。“当事人是根据市价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的，也只能根据市价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比较优势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比较优势是与别人相比较而定的。
“一般经济学课本都隐含着私产的存在，但却没有明确提及产权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肯定的，若是没有私产，就没有激励去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若是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就不可能有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化又凭什么准则选择呢？”
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不但不能带来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不说什么别的，且说那路边的李子树。“树上结满了鲜甜可口的李子。自然，孩子们就会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甚至以武力去获得这些李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弄到头破血流，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所抵消；一份珍贵的资产，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很可能带来的是非生产性的竞争，而不是生产性的竞争；很可能带来的是导致价值消散的竞争，而不是导致价值增值的竞争。但这些非生产性的竞争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全然是浪费。
所以，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是极其重要的。
要么，资产被界定为私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李子，但需要出最高的价钱。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钱一定要赚回来的。要赚钱他便必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李子的价值。这是说，在这样的制度下，是没有浪费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制度下，还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按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净增值）。有了私产的激励，有了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那么当事人一定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有了私产的保证，有了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经济就一定是效率的。这是科斯定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不能想象，一个以盈利赚钱为目的，手脚又没有被捆住的人，会对着地上丢弃的大叠钞票无动于衷。
要么，资产被界定为公有，但社会一定会内生出很多的限制，以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公有产权制度下的很多限制，什么不能自由择业，什么论资排辈，等等，正是要避免价值消散的竞争。在公有产权制度下，是不可以给人们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的。不然的话，贪污腐化，各种引起价值消散的竞争就会蜂起。没有了私产的激励，没有了经济自由，当然失去了比较利益，失却了经济奇迹，但这是在坚持公有产权约束下没有办法的事。
今天，我们从专业化和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实在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当年所知道的要大得多。今天，我们不只是知道外生比价优势的存在，更知道内生比较优势的存在。今天，我们又要发展生产，又要引入市场，却又要回避产权的问题，这是什么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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