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运到。今年春运，政府搞了些什么实名购票的花样，但是春运综合症还是一如既往发生了。春运综合症，是指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
春运综合症本质是短缺。价格低，就会出现短缺，就会有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现象发生。理论上，只要把价格提到足够的高度，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就会消失。
但是春运拥堵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现象。一般来说，价格提高，需求量会下降，供给量会增加。通过需求量和供给量的相向运动，提价会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提价消除短缺的最终效果依赖于需求和供给的性质：一是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怎么样，二是需求在时间上是否平滑稳定。无疑，春运在这两方面具有很是不同于一般价格现象的特征。
春运的需求价格弹性低。不是简单的回家过年这样的文化、习俗问题。那些农民工朋友，他们的孩子在老家农村，那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的爹妈在老家农村，那是他们的内心牵挂。要把价格提高到能让需求量显著减少，那会是不小的高度。让他们分散了时间回家吗？就业压力巨大，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工厂大门外还有人等着就业呢。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够请到回家的假，就算能够请到回家的假，他们敢不敢请这个假，敢不敢回这个家？那些大学生朋友，他们没有心头肉在老家农村，但是一放假学校就不让他们住校了，不回家上哪里去？
虽然不大幅提价不能有效减少需求量，但是假如小幅提价便能有效增加供给量，那么还是可以通过提价来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可惜春运的供给价格弹性也是低。客运运力供给需要巨额专用性固定投入，这决定了客运运力短期里是近于固定的。由于客运运力需求呈现在春节期间短期巨大爆发的特性，因此在不是太高的价格下，要使供求平衡不出现排队购买的春运综合症，长期里运力一定是过剩的；而如果长期里运力供求平衡的话，那么春节期间就很难没有春运综合症。除非大幅提高春运价格，高到足以大幅减少春运需求量的程度（虽说春运需求缺乏弹性，但只要价格足够高，需求量总是要大幅减少的），或者大幅增加运力供给，大到春运收入足以弥补运输企业平时闲置运力的损失而不亏损的程度。
当供给缺乏弹性、需求量又具有在时间上不平滑稳定的特性时，有效的解决办法是需求高峰和需求低谷实行差别定价。我们在用电高峰和用电低谷就实行这样的差别定价。但这需要需求有弹性。问题是春运需求缺乏弹性，不将价格提到足够的高度，不能使供求平衡。
不能否定：只要有排队购买，有非价格竞争存在，就会有租值消散发生；从社会的角度看，浪费发生了。这是价格理论的入门课程。但是，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切割蛋糕的分配问题。假如没有交易费用，那么总可以转让提价受益方的部分收益给提价受损方，让所有人都受益又没有浪费发生，实现卡尔多改进。问题在于，交易费用是存在的，这种补偿基本上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在要不要大幅提高价格，以消除浪费呢？老实说，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不可能给出答案。要由利益各方博弈决定最终结果。
博弈的现实结果不言而自明。不过不要以为价格低于供求平衡价格，乘客就能得到其中的全部差价。价格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票面价格，排队等待、拥挤踩踏都是价格。由于人的时间成本不一样，抗拥挤踩踏的能力也不一样，大家对排队等待、拥挤踩踏的评价也就不一样，因此定价问题又始终是一个分配问题。多数人之所以愿意选择低票价和排队等待、拥挤踩踏，一方面因为票价不提到足够的高度，他们既要支付更高的票面价格，而排队等待、拥挤踩踏也改善不了多少；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是低收入者，时间价值并不高，愿意用时间换低票价。
这也带来了黄牛党功过是非的问题。诚如薛兆丰先生所指出的：是票面价格与实际供求平衡价格之间的差额造就了黄牛党——“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而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生存的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黄牛党节约了那些时间价值评价高的人的时间，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而只要价差存在，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包括实名购票，注定都是无效的。
诚然，或许会有企业即使空着座位也不在窗口售票，却可以从黄牛党处买票这样的情况。但这是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不是黄牛党的问题。而春运拥堵的问题，说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而是深层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户籍制度不取消，小孩在城市上不了学，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不能安下家来，春运综合症就基本上没有消失的一天。
留下一个有趣的话题：集体行动理论说因为人数多，消费者之间搭便车，结果是少数生产者掠夺多数消费者的贸易保护。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春运出现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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