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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思维方式的变迁

草原文化思维方式的变迁

(一)草原文化传承方式的变迁与思维方式的变迁
           
    蒙古族精神文化的传承途径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通过代际传承和社会传承两个途径进行的。传统的代际传承主要是通过同一氏族或家族内的长者(家长或族长)进行口耳相传,社会传承主要是通过同一氏族或部落的“博”或“乌特干”、民间艺人(说唱艺人和手工艺人)、寺庙喇嘛进行。思维方式,说到底是一个民族或地域性的族群认同并传承的生活方式。它的功用就在于它是某一个族群认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所有的生产生活问题的思想工具,或者说是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思维方式是否变迁,取决于既有的思维方式的功用是否仍然有效,如果功用无效,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发生危机,就会丧失所属民族或族群对它的认同和传承。所以说,思维方式传承方式的变迁首先是本民族对传统思维方式文化认同的变迁。
           
    一个族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积极肯定是这一个族群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前提,或者从心理上说是明确自我归属的前提,也是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承的前提,当然也就包括了是否坚持本民族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选择。如果说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源文化,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从它自身的文化系统来说,整体文化存在着一种解析的倾向,其他蒙古族群文化的形成,既和它是同质文化,又不是同一个文化,因此,蒙古族文化从整体上又表现出了异质性,有了巴尔虎文化、布里亚特文化、鄂尔多斯文化、土默特文化、阿拉善文化等蒙古族群文化的分类,因而,作为整体的蒙古族文化的传承由于大家各持一端而失去了整体的同质性。如果说过去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同质线性传承,那么,现在则成了依据空间区域的异质点状传承,传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同时,由于草原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外来文化的嵌入就像外来植物嵌入草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来自于中原的文化、来自于国外的文化、来自于现代化进程中相伴的现代化文化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导文化,就成为蒙古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使蒙古族文化的传承由过去的同质纵向传承的进程变迁为异质横向传承。异质横向传承导致了蒙古族文化结构的变迁,因而,蒙古族的文化认同,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了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变迁。
           
    当然,从当前对蒙古族文化学的研究来看,蒙古族人对自身源文化的认同仍然是基本上肯定的,但同时又是对其他族群的异文化积极认同的。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来说,以游牧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仍然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方式,但是,这种生态依赖型生产方式正在逐渐被工具控制型生产方式所取代,因此,建立在那种生态依赖型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精神哲学观念愈来愈难以适应,“人定胜天”的意识成为主流,“顺天应人”的意识则日益源头枯竭。可以说,其他族群异文化的嵌入所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和传承机制的危机,也是导致这种思维方式变迁的重要因素。从蒙古族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来说,他们的自然-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首先受到作为一种异文化喇嘛教的嵌入,他们虽然试图用自己的精神哲学同化喇嘛教,或者说以自然的神灵崇拜观念诠释藏传佛教的教义,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在弘扬自然-神灵崇拜哲学的同时接受喇嘛教的教义,他们把信奉了喇嘛教的萨满称之为“白博”或“白乌特干”,把那些完全拒斥喇嘛教的萨满称之为“黑博”或“黑乌特干”。至于对待诸如中原汉文化、俄罗斯文化、现代化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那些具有相似性的部分也进行同一认同和借用。在制度习俗文化方面也是同样,但是与物质文化的认同不同的是,少数诸如布里亚特蒙古族人制度习俗文化的认同更倾向于“自我”认同而不是对异文化的“同化”认同。从调研中我们感受到,锡尼河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更注重保持自己文化的传统性,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国的布里亚特人更纯”。相比较其他蒙古族族群无论在居住、服饰、礼俗上还是在审美习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甚至讥笑传统文化浓厚地区的人们文化的落后、顽固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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