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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要讲品味吗?(下)

    也许,还要说一说在一些细枝末叶上的见识,才能够全面了解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张五常讲:一个人拿一条卷尺丈量土地是一个人的方法,两个人拿一条卷尺丈量土地是两个人的方法;要素投入比例不同,生产技术就不同,生产方法也就不同。一个人丈量土地当然使用一个人的方法,两个人丈量土地当然使用两个人的方法,但是不经张五常提点,我们就注意不到。经他这么一提点,我们于是明白,一条等产量曲线,一个生产函数,背后对应着的其实是无数多个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教科书所讲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里昂惕夫生产技术等等,统统不过是经济学者的杜撰而已。生产函数只是要素投入和产出数量对应关系的一种刻画,至于给定数量的要素投入具体是怎样生产出特定数量的产出的,就不是生产函数可以相告的了。我们于是对数学推导能够表达多少经济学含义也就不能不打个问号了。

    喜欢费歇尔。《利息理论》开篇便讲“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继而指出“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我便认为这是学究天人,无与伦比。喜欢阿尔钦。“产权与竞争是一回事”、“价格决定什么远比其是怎样决定的重要”,这是产权理论大师才可以说得出的。

    喜欢弗里德曼。虽然自己总是试图改进他的工作(见拙作《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关于马歇尔“剪刀模型”的理论再思考》),并且也不认同他的浮动汇率主张(见拙作《汇率干预十分必要》),但我衷心认为他给了我大启发。没有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不会有我对于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也衷心认为,他是严格区分马歇尔意义上的需求曲线和瓦尔拉斯意义上的需求曲线的第一人,他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真正把握住“剪刀模型”方法论特征的第一人。须知,“剪刀模型”的方法论特征,虽然马歇尔本人讲得清楚,后人也知其方法论特征,但在运用的时候常常是忘记了的。

    浙江的王俊豪教授、湖南的朱锡庆教授,也都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王俊豪教授指出,我们平常宣称度量了的交易费用其实应该叫做制度成本(费用)。在肯定天下没有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之事的前提下,设问“我们支付制度成本获得的收益是什么?”,清晰地指出我们是在用费用节约费用,我们也只能用费用节约费用,是用制度费用来节约交易费用。在张五常“交易费用不是一项一项加上去,而是一项一项减下来”思想之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是从没有交易发生的无限大水平减下来,因而是不可以做(基数)度量的。这里的制度费用相当于厂商理论的“生产成本”,而“产出”则是交易费用的节约。但只知生产成本,我们无从知道产出是多少。这是把那些强调交易费用经济学数学化的一船人打翻落水了。我认为王俊豪教授是对交易费用概念做出最清晰界定的第一人。是的,我们能够加以(基数)度量的是制度费用,交易费用则是那个从无限大一项一项减下来的不可(基数)度量的东西。

    说朱锡庆教授,我要从一个我们司空见怪的现象说起。这是对他所走的真实世界经济学路线的尊重了。大家知道,出租车一般选择在下午六点钟交接班。这个时段,是一天之中对出租车需求量最大的一个时段,选择在这个时段交接班,造成运力缩减,致使乘客长时间等待。为什么出租车选择在这个时段交接班呢?多数人的看法,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段交接班,是出于平分两个班客源的考虑。但在朱锡庆教授看来,调整“份儿钱”显而易见是一个比平分客源能够更好解决两个班收入分配的方案。他认为选择在这个时段交接班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在一天之中人流最高峰期交接班司机的成本最低。比如说,每天固定在A地交接班,司机载客到B地,从B地到A地,沿途遇到顺路客的机率,一天之中,一定是人流最高峰期最高。其中奥妙之处在于,此时,不仅沿途聚集的乘客最多,而且流向最丰富。流向最丰富这个细节很重要,魔鬼就藏在这个细节里。再说说大学本质的话题吧。朱教授一句“大学的本质就是一套关于知识量度的同行评价制度”,从此他的每一篇博客都留下我的阅读痕迹。
   
    我对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五体投地。奇怪的是,我在文章中常常是直呼大名,很少什么张教授呀、张先生呀之类的。心想,既然对科斯、费歇尔、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奈特、阿尔钦都直呼其名,张五常比他们厉害呀,于是也就心安理得直呼其名了。这也是品味吗?

原文网址:http://space.efnchina.com/user1/3369/13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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