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狼烟又起。但是这个话题上的好些认识并不正确，我们要在这里做些澄清。
第一个要澄清的，是我们能够改变名义变量，但我们很难改变实际变量。我们可以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但是我们很难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不要想当然以为中国政府可以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你把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上升的趋势，这趋势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反过来，当然也是成立的。你把人民币汇率高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下降的趋势，这趋势还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
实际变量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人民币实际汇率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的。
这是一个重点，然而我们漠视了这个重点。这个重点的直接含义是：世界经济真的存在什么失衡的话，那也一定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缘故，至少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本身的缘故。如果工资和价格具有弹性，经济具有古典特征，那么人民币汇率是无所谓低估的。
是的，不否认世界经济存在失衡的问题，但失衡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所致。不要把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归结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对此，蒙代尔、张五常、向松祚讲得清楚。中国的出口产品，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产，纵使中国不出口，他们的经常项目也不会改善，其就业决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无非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由中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问题出在柏林墙倒塌后，前计划经济国家几十亿廉价劳动力重新融入到世界市场，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劳动供给，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却没有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是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一天得不到调整，那么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他们已经散失了在一般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然而又人为地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问题于是愈发严重。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责任在他们，而不在我们。打人民币汇率的板子，这是莫须有的事情。
是的，中国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主要是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我们要有承认问题的勇气。假如没有强大的外部吸收，那么中国经济陷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持续高速增长就会有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向世界输出了通缩压力的。但还是那句话，假如你们发达国家工资和物价具有灵活性，那么外部冲击将不会成为大问题。着眼于中国来说，不是要压迫人民币升值，而是要帮助中国深化和最终完成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个要澄清的，是我们管理宏观经济，总得选择某个变量，让其稳定下来，然后其它变量围绕其做调整。我们可以选择价格〔水平〕稳定，然后让汇率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价格〔水平〕做调整；我们也可以选择利率〔水平〕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汇率围绕稳定的利率〔水平〕做调整；我们还可以选择汇率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汇率做调整。我们不可能在空中飞舞，必须要有一个落脚的支撑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变量都固定下来，我们也不能让所有变量都自由变动。核心是选择什么变量做支点，调整成本才是最小的。这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部实质，不会有其它更实质的东西了。
或许，有人要提出，我们就是要工资和物价稳定，然后让汇率等其它变量灵活调整，来实现经济之均衡。弗老大约就是这样的主张。这是很有迷惑性的话题。天才如弗老，尚且行差踏错，何况我们凡人。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在这个话题上多说几句。
大家知道，整个微观经济学，主体上是要证明“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这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价格机制了。无疑，价格灵活调整乃是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不过我们不要忽视一个细节，价格灵活调整又要求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必须稳定。否则尺度不稳定，我们便不知价格为何物了，更不知何谓价格灵活调整了。
货币稳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内工资和物价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内价值〔价格水平的倒数〕稳定；其二是汇率〔一种货币来标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本应是一个铜钱的两面，然而现实中为什么常常产生出不可兼顾的内外冲突来？——汇率稳定〔固定汇率是最稳定的一极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反之，如果我们坚持物价稳定，那么就得接受汇率浮动的选择。虽然在大通胀时期，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确是同方向变化的〔国内大通胀，货币汇率贬值〕，但是在更多的非大通胀时期，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常常是分离的〔用更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不成立了〕。
这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在于：其一，货币的对内价值是用商品和劳务来标示的，而货币的对外价值是用外币资产来标示的。汇率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价格，主要受预期、不确定性、投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调节速度大不一样。货币市场最快，资本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因之，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其二，汇率两头联系着具有外生性质的货币发行〔不否认货币发行具有内生性质，但也不能否定其具有的外生性质〕，这使货币的对外价值多了一个扰动的源头。
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这个特性，决定了我们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经济的调整成本最小。至少，那些外向型发展的经济，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成本最小。老实说，世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浮动汇率的。观察吧，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固定汇率时期；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是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美国的朋友们，你们不想活，要自杀，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人陪你们一起自杀吗？你们放弃好的汇率支点不选择，偏偏要选择一个经济的调整成本更高的支点，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跟你们学吗？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还要认真问一问：是汇率波动经常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经常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我们还得认真问一问：到底是货币政策专注于货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货币政策同时服务于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入等等多重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个问题答案清楚，无需多说。
第三个要澄清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泛滥，资本流进流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那么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实体经济。
中国的基本约束是人多。我们不要简单拿自己与美国相比较。美国拥有的是广大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这些东西，现在是，一万年后仍然是资产。然而我们所拥有的13亿人口，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人口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此资产非彼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这些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就业压力仍然巨大。这个问题，无需去做什么统计或数理统计，单看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现况便一目了然了。现在尽管有了“民工荒”的说法，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并不能简单表明我们的就业压力就根本减轻了。况且，我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含量不高；我们所从事的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着广大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的。
说过了，即使名义汇率被低估，实际汇率也会向均衡汇率做调整的。虽然由于经济不具有完全的古典特征，因而这种调整未必充分和完全，但无论如何调整总是要发生的。汇率即使被低估也主要是一次性的，长期里扭曲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名义汇率的每一次变化，都要引起经济作调整的。调整成本不菲，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法承受的是因此而引起的产业向外转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做更具体、更充分的说明的。
汇率决定主要应该根据实体经济的情况来做安排，而就业便是一个重要参照。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均衡汇率是多少。当然，在我们看来你们也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道理简单，假如真有人总是知道均衡汇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富可敌国的；既然没有因为炒外汇而富可敌国的人，我们就只能认为没有人知道均衡汇率了。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不相信人为的“计算”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照我们一般的那样接受市场的“计算”吗？上文分析告诉我们，在汇率“计算”问题上，市场的“计算”也不理想。我们的简单而又有些极端的看法，是随机找一个值固定下来〔当然我们不会真的随机去选择这个值〕，然后让经济做自我调整好了。在我们看来，汇率低估乃是一个伪问题。汇率低估不是汇率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经济的其它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就业压力巨大，资源远没有充分就业，你怎么知道人民币汇率低估了？说经常项目吗？你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怎么做得准呢？要充分考虑资本流动吗？还是那句话，你美国自己不想好，没有理由也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不好吧。
第四个要澄清的，是人民币低估没有补贴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既不能促内需增长，也不能促产业结构升级。好些人认为，人民币低估补贴了出口企业，伤害了进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内需增长，摆脱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这不对。
汇率升值会让进口企业受益、口企业受损，汇率贬值会让出口企业受益、进口企业受损。但这只是在升值和贬值的短期里才有的效应。长期里，既然汇率升值让进口企业受益了，一定会引来新进入者的，最终所有进口企业重新获得竞争市场上其可以获得的本来利润；既然汇率升值让出口企业受损了，一定会有在位企业退出的，最终所有出口企业重新获得竞争市场上其可以获得的本来利润。长期里，既然汇率贬值让出口企业受益了，一定会引来新进入者的，最终所有出口企业重新获得竞争市场上其可以获得的本来利润；既然汇率贬值让进口企业受损了，一定会有在位企业退出的，最终所有进口企业重新获得竞争市场上其可以获得的本来利润。那是说，无论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长期里，所有企业都不会因此而受益或者受损的，它们能且只能挣得竞争市场上可以获得的本来利润。请问任何一个学过经济学原理的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吗？这难道不是竞争的本来含义吗？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企业处在高度竞争的领域，不只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强大竞争，还有来自国际上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企业的强大竞争。所以，汇率低估补贴出口企业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不过汇率低估一点或是高估一点，对于作为产业整体的布局——是面向出口的产品〔产业〕多一些，还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产业〕多一些——是可以有影响的。然而我们仍然要十分强调的是，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家里，这种效应才是明显的，而在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这种效应即使有，也一定是微弱的。不要以为出口多一点就让国内消费者受损了。至少，这个问题要放在一般均衡之中来看待，不是那样的简单。那些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内需增长，我们认为是不明因果、不知就里的糊涂认识。中国的内需〔消费〕是有不足，但不是汇率低估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消费压抑”。至于说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那也只是提高了民众对于外国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不首先解决体制性的“消费压抑”的问题，贸然升值人民币，只会导致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
这就要说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话题上。能升级企业主为什么不自己升级，而要你政府升值汇率才升级。挣钱的事，能挣更多钱的事，是不需要外力推动的。能做高附加值的产品，是没有人愿意去做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再说了，在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低端制造业是不影响你升级的。那些主张人民币升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人，脑子里完全是本糊涂帐。
第五个要澄清的，是人民币汇率低估没有贱卖国内劳动和资源，高外汇储备不是损失，不是给他人做嫁妆，人民币升值不会增加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不会增加民众的幸福和尊严。
你把人民币升值，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会有变化吗？答案是首先没有变化。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是在国际市场上，在竞争约束下由供给、需求共同决定的；供给、需求不变，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就不会变。其结果，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的人民币收益减少了。假设生产成本没有变化，那么出口厂商的利润就要减少，那些效率相对低下的出口企业就得亏损倒闭，劳动需求和就业就会减少，国际市场上该商品的供给也会减少。假设国际市场上需求没有变化，那么该商品的美元价格就要上升。现在答案起了变化。不过我们知道了因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是以劳动需求和就业减少，该商品出口数量减少为代价的。
是经济学常识，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劳动供给可以看作是固定的，现在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需求减少了，你说工资降不降。把这个逻辑倒过来，低人民币汇率一定是增加了劳动需求的，当然也就是增加了工资的。那现在我们问：低人民币汇率贱卖国内劳动了吗？
非人力资源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分是直接的资源出口，还是作为派生的资源出口。
先说直接的资源出口。上文分析表明，人民币高估只是让我们的边际美元收益提高了，但不敢肯定总收益就是增加的，因此不能说本币高估是贵卖国内资源。反过来，人民币低估只是让我们的边际美元收益降低了，但不能说总收益降低了，也就不能说是贱卖国内资源了。
作为派生需求的资源出口，和劳动的性质是相同的，人民币低估只会提高资源的价格。
正确的认识，汇率变化只改变资源面向国内国外的配置比例，并不存在贱卖还是贵卖的问题。但国内就业压力本来就大，远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你让人民币升值，失业增加怎么办？
那些相信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的出口额不降反升，因而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国内经济学家朋友们，你们要注意，假如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发生产业转移，其它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产品迎头赶上来，那时候你们模型中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会变化吗？就算这些不发生，你们的模型是不是应该考虑升值导致劳动需求下降，就业减少，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呢？那些农民工朋友，因为有了一份打工的工作，虽然不够高级，不够体面，但毕竟能够在干中学，增加人力资本含量。剥夺了这个机会，社会成本巨大。
问题的另一面，高外汇储备不是损失，不是给他人做嫁妆。外汇是资产，资产是要给人带来收入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资产了。我们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是为我们带来了利息收入的，是为我们带来了与美国打交道的谈判力的。不要只是看到金融危机下外汇资产面临贬值的风险。试问，金融危机下那样资产没有贬值？不要以为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国家和民众的财富。要知道，这种财富效应只是一次性的，并且是静态的。长期来看，动态来看，在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约束下，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的。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情和约束。俗话说：“家有斗金，不及日进分文。”我们的专家学者也要明白，动态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远比静态的财富本身要重要。总之是不要去打利用汇率分配财富的主意。汇率政策核心是要维护汇率稳定。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绝对反对人民币升值，但等我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出来，经济进入充分就业阶段行不行？或者先把国内制度改革好，把国内消费搞上去好不好？
话得说回来，既然汇率如此重要，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两重含义：其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不会很快向好的，经济调整的路还长，也痛苦。政客们一定要干搬弄是非、转移矛盾的事。其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势必要成为他人遏制的对象。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世界，虽然希望你好，但毕竟没有人希望他人比自己强。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期的。决不是美国要中期选举了，政客们要转移视线做一做文章的事。
人民币汇率说白了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并不完全由我们的利益来决定。面对贸易摩擦和制裁，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我们的手中也是有筹码的。相信政府一定会用足我们的筹码的。无论政府最终作出怎样的选择，应该都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家利益同样不是抽象的，政府同样只能在约束下去争取国家利益。这点我们要理解。
假如不得不升，要怎样升呢？一种是一次性大幅升值，然后宣布未来若干年维持该汇率基本不变。好处是可以较有效地释放国际升值压力，避免形成持续的升值预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热钱流入和资产泡沫形成。不过这好处只是理论上的好处，不能说是现实的好处。主要是到底升值多少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好说。幅度小了，压力还是存在，没有解决问题；幅度大了，实体经济承受不了，得不偿失。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不可能有一致同意的意见，这给西方国家没完没了作人民币文章留下了可能。说过了，人民币升值问题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根本无法保证，当我们一次性大副升值之后，西方社会不会压迫我们继续升值。到那时，他们还压迫我们升值怎么办？另一种是小幅慢升，利弊得失与一次性大幅升值正好相反。我们判断，政府大概会选择一个不大不小的升幅，然后较长时间维持该汇率稳定，静观其变。既不会一步到位，也不会频繁进行多次的微小幅度的调整。中庸是我们的文化，人民币汇率问题会体现我们的中庸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