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正在形成被生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汽车的奴隶，房屋的奴隶，工作的奴隶，职称的奴隶，名誉的奴隶……最后，因为日渐稀缺的墓地资源，还要让自己成为墓地的奴隶。
这就是说，中国人至今，从生到死都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奴隶”，一千万养老还不够，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
人人追求财富，最风险的是住房的奴隶，还债需要几十年，最普通的是汽车的奴隶，每天为开好车操心；人人追求幸福，最操心的是孩子的奴隶，为培养下一代服务，最辛苦的是工作的奴隶；人人追求生命，最重要的是名誉的奴隶，生命价值曾可贵，最可悲的是墓地的奴隶，听说“生的起，死不起”。
当然，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分清轻重缓急设定评判标准，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自由，无报酬，有付出，身心每况愈下。而且，许多人既是住房的奴隶又是孩子的奴隶，既是工作的奴隶又是名誉的奴隶。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被生活所束缚，真的有过这样的社会，历史叫做“奴隶”的社会。当然社会体制完全不一样，然而对人的自由配置程度发生的机理一样，人们的行动渐渐受到某种程度的束缚，这种生活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是否到了现代经济的“奴隶”社会？
所有的“奴隶”，是围绕权力、财产、精神交易着的；所有的“奴隶”，失去了自由自在的人类生活常态。
哈耶克说过，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类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只要允许中国人的“生命权利”，就不能不部分地允许“奴隶”的使用权及收益分享权。可以说，每一个“奴隶”对他自己的自由的控制，这是他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
因此，为了抑制我们日益增长的理性狂妄，类似地，我们周围许多人忘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容颠倒的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成为——关键是心甘情愿地成为——例如，汽车的奴隶，房屋的奴隶，工作的奴隶，职称的奴隶，名誉的奴隶……以至到死。
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做快乐的奴隶但没有自由；当然，人们也可以或者更可能选择做一无所有的自由的人。
但是黑格尔又将自由推向了另一个重要的境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精神就表现为创造。
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自主选择，意味着创业的风险，意味着背井离乡和失去家园。意味着不断展开的新生活、新痛苦、新意义，这便是新的生活观念；而创造是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在一切可能生活中的创造，假如你的欲望在于追求生活的自由，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创造，塑造独立的人格。
由此可以推出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是摆脱一切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强制束缚的独立的个人，一方面要摆脱对人的各种奴役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摆脱人对人的各种不正常的强制关系和依附关系。
尽管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一是独立的经济人格。在这强调的是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地位、平等的经济身份和社会关系。中国人获得支配自身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与在有责任条件下支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角色的变更和社会所给予的相应的地位、尊重和荣誉。
二是独立的社会人格。社会发展的一切活动要以人活动本身的意志和需要为转移，中国人应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者，不再是单纯的生产手段，当然，这是与他在经济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相适应的。中国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应该由一个被动的主体转变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如同网络问政拓宽了中国人的三维空间一样。
三是独立的思想人格。中国人是自己的主人，一切行为都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不是受一种无形的外在力量的驱使。一是精神方面要有一个安全的外在环境。对劳动者来说，这比物质方面的安全感更为重要；二是能在社会中获得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这种实现不包括强制的外力干预。
独立人格是中国人个性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当然取决于中国人个性活力的社会水平，个性活力的本质在于强烈的个性意识的形成和实现，在于创造性与能动性，总之，要让中国人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达到的历史水平。
如果每个人被社会上某种不可摆脱的力量规范化、标准化、定型化，那么，中国的个性活力就会由于独立人格的否定而丧失了。中国人要有权利有能力自己主宰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表现自己，摆脱物和人的一切强制关系。
因此，中国人用什么来拯救自己的“奴隶”？—是制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过程中确立独立人格的最优化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