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我在《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一文中，和天国的凯恩斯勋爵做了个约定：设使需求管理真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繁荣，那么我就不做经济学了，我要回到老家农村杀猪去。因为真要那样的话，杀猪便是一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计。现在看来，我是不用回家杀猪了。
和凯恩斯勋爵做约定，我当然要有自信的理由。这个理由，我在《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一文中已经做了基本的说明。这里结合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再做几点补充。
过去二十年，有两个事件重要而不可忽略：一是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二是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二十几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制造品的价格，加之前计划经济国家对于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的巨大存量需求，使得美国可以长期实行零利率的扩张货币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但是今天不一样，这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发挥殆尽。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可能长期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约束。
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非常态高增长的强制性回归。是的，当主要国家面临通胀压力而收缩货币时，金融危机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本来，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在极少数的年份存在财政赢余，其余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的负债水平本来就不低。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但是钱从哪里来？又不能完全依靠发货币，因为现在再发货币，无可避免地要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只能是发债。发债而如能复苏经济，倒也没有问题。但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决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剧结构失衡。所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就不是奇怪的事情，相反，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那才叫怪。
柏林墙倒塌，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但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由于可以长期实现零利率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反而可以实现非常态高增长。但是长期里，这种局面一定是不能维持的。这就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不去除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是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的，世界经济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的。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
让我再说一遍：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所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的少就业，用今天的产出少减少换明天的价格多上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莫能例外。决不是完全反对抗宏观调控，但调控只是要消除经济自发向上和向下调整过程能中因累进叠加效应而产生的过度调整，宏观调控只应该以此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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