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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与其相伴随的，是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这样一个特殊的增长结构。中国经济高出口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社会处在人口红利期，必须储蓄。储蓄，是为了将来老龄化的时候养老之用——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欢，未来老龄化时代也会愈痛。作为国家整体，高储蓄必然要表现为高贸易顺差。
但是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又有很大的不合理的成分。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和产能过剩。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所在。假如没有国外的强大吸收，那么一个投资冲动、消费压抑的人口红利社会，总供求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就不可能维持。
不过这在过去不是问题。中国低消费、高储蓄，可是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中国的高储蓄正好被美国的高消费吸收，总供求平衡得以实现。可以这样说，正是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弥补了各自经济的结构失衡，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均衡高增长。
可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福利、高工资。这正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但由于民主政治的约束，要调这个结构，难。而这个结构问题不解决，西方国家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西方国家短期难以恢复正常增长。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而且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因此，人民币升值将是长期趋势。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控通胀，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胀的坏处不需多说。房地产泡沫不仅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而且会增加制造业的成本。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
控通胀、抑资产泡沫，治本之策，还是釜底抽薪，收紧货币。这是唯一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过当今中国，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本身又是货币紧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须知，热钱流入并不仅仅是来套汇的，更多地其实是来分享资产盛宴的，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本身就起到减少热钱流入和紧缩货币的作用。抑制房价，短期可能挤出一部分货币流入到商品和劳务市场，导致CPI走高，但是长期看却是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
而且，不抑制资产泡沫，实体经济也不可能得到拯救。当资产市场上价格百分之五十、一百二地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当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有金融制度存在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方面的原因，然而更有因为货币扩张、资产泡沫而发生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资产市场的缘故。
必须转变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同样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现状，要强化软预算约束，减少投资冲动。
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不过，由于中国的劳动市场相对具有弹性，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多年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也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能够赶超的，因此制造业在世界上仍然会有竞争力，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可能的。货币方面，虽然会呈收紧态势，但是危机期间刺激政策产生的大规模坏账最终要靠中央政府通过货币发行来买单。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逐步回归一个中高的增长速度，而通货膨胀会与此过程相伴随。（原文发表于2011年9月7日《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