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生的经济学研究

【摘 要】：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内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中介和先锋作用，他们一方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一方面敏锐把握国际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脉搏，勇于理论创新，有的留学生在某些经济学学术领域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成就。本文以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分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民国初年（1912-1926）、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和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1938-1949）四个历史时期考察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的状况、特点及其主要成就。

【关键词】：近代  留学生  博士论文  学术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一些学者还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迄今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深入研究，对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取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一项研究民国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的成果问世。本文试图以近代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管窥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学术成就。

一、民国以前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及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19世纪以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洋传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回中国”。[①]

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是广东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3）[②]。他于1645年作为中国神职人员培养对象随法国神甫陆德（Rhoodes Alexandrede 1593-1660）赴罗马深造，进入耶稣会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转入罗马公学学习，研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毕业后留居罗马，教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文学。3年后辗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1668年返回澳门。1673年应诏赴北京朝廷供职，入京不久即病逝。

17世纪时中华文明包括经济和经济思想文明都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所以郑玛诺留学欧洲主要是学习欧洲宗教文化，是为基督教传教事业服务的，这一时期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看中国都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动机和动力，因此郑玛诺既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更没有传播西方经济思想。

18世纪以后，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逐渐增多。迄今为止，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接触过西方经济学者和经济思想的中国留学生是高类思和杨德望。

1751年7月，高类思和杨德望在73岁高龄的法国传教士卜日生（Baborier,Jean 1678-1752）带领下前往欧洲深造。次年到底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学习法文、逻辑和神学。1759年转到巴黎，进入耶稣会的初修学校，1762年神学院，第二年毕业，被祝圣为司铎。1764年6月，在仰慕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主管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旦的引荐下，高类思和杨德望前往巴黎、里昂等地的兵工厂、造纸厂参观考察，期间还会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时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长官的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当杜尔哥得知高、杨正在巴黎即将返回中国的消息后，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提出了52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们回国后搜集资料，设法给予回答。这些问题大体分为4类： 

第一类涉及“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地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种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第二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的问题，共15个。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第三类是关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共4个。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第四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共3个。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型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异同；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习惯问题。

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他在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分析性的引言。1769年杜尔哥将该文投稿于《公民日志》，分期登载于1969年10号、12号和1770年4号，在1770年2、4月发行，该文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关于此事，杜尔哥在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说：“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③]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④]

贝尔旦也给高、杨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详述希望二人回国后向他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公法”，实际涉及历史、政治和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是“私法”，其实是询问中国的法律对于个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处理原则；第三类是一些关于技术和工艺的具体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

1765年初，高、杨二人离开法国，1766年2月到达北京。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出洋的政策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否则就可能被处以极刑，他们的平民身份使他们无法踏进达官贵人的门槛。这种尴尬的处境给高、杨回答杜尔哥和贝尔旦的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竭尽全力，每年各贝尔旦寄去信件和大量物品，还提供了煤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情况等资料。此外，高、杨联名撰写了《论古代中国》，高类思与法国传教士韩国英(Cibot Picrre-Martial，1727-1780)合写了题为《埃及人和中国人研究》的论文。[⑤]

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位在法国教会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法国“中国热”的特殊机缘下结识了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尔哥，并从杜那里学习到经济学，这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端。从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演变的趋势看，中国经济思想从17世纪开始已进入下行的轨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经济思想主要是对传统的反刍而少有创新，而这一时期的西欧已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化，与此相适应，西方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开始产生、发展，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先后崛起。与西方经济学相比，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思想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开始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课题。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于中西经济思想发展地位的这一历史性逆转并没有意识到，加之高类思和杨德望他们的兴趣所在也并非经济学，所以不仅他们自身没有在杜尔哥的影响下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他们甚至对传播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兴趣，倒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通过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丰富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冲击，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中国人开始改变传统“夷夏”观念，具备初步的“世界意识”，认知到西方也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

1871年，在容闳[⑥]的多方努力和洋务大员曾国藩的支持下，清政府从福建、广东、浙江挑选了13岁以上的幼童30名留美，以后每年30名，4年计120名。到1875年，计划全部完成。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随后，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也先后派出几批留学生赴欧洲留学。[⑦]

但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文化层次不断提升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仅仅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因此，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早期主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如留美幼童赴康涅狄格州，先入小学，而后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专业主要是机械工程、开矿、造船、交通运输和邮电等实用型理工专业为主。

早期留欧学生也以培养造船监工和海军将领为目标。但他们中有人出国后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严复就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他回国后在1897——1901年间[⑧]翻译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译名《原富》。[⑨]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1-1902年出版。[⑩]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习国际政法制度的马建忠[11]，是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商务专业的留学生。也是最早直接听过近代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留学生。1909年，中国在欧洲开始有第一个经济学也是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毕业，此人是留学德国莱比锡菲尔大学的周毅卿，他于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宁波商业经营的方式研究》。[12]

直到清朝末年由于立宪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学习宪政知识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为进入梦寐以求的仕途及担任新式学堂教师，必须出洋深造。由于留学日本有路近、费省、文同等优势，加上有日俄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的心理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留日成为一种留学热潮[13]，所学专业也由原来的偏重理工转向以法政、师范和商科为主。[14]

清末学习经济学的留日生虽然人数很多，但学术程度很低，大多在速成学校学习，升入高等以上学校的不多，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5]留日学生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有二：

一是引进了大量的经济学名词，使中国经济思想的表达形式开始现代化。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迁路径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是由西方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的诱致性变迁方式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由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的产物，是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在清朝末年发生了断裂，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所指出的：“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6]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思维的一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17]

作为近代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在清朝末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的历程。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具备近代经济学视野的中国人探讨经济问题时仍然使用着传统的财政术语，如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在1897-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仍然是用晦涩难解的传统经济学术语翻译近代西方经济学著作，如他将地租译为“租”，工资译为“庸”，利润译为“赢”，“国库卷”译为“司农钞”，“银行”译为“版克”，“货币”译为“泉币”，“单利”译为“简息”，“复利”译为“繁息”，“彩票”译为“阄博”，“货币制度”译为“圜法”，“通行税”译为“榷钱”，“财产税”译为“业产税”，“年金”译为“岁收”，“原料”译为“生货”，“制造品”译为“熟货”，“股东”译为“执劵主人”，资本译为“母财”，“固定资本”译为“常住母财”，“流动资本”译为“循环母财”，“劳动”和“劳力”译为“功力”，垄断译为“辜榷”，消费译为“支费”，自然价格译为“经价”，“生产力”译为“生财能事”，“报酬递减”译为“小还例”，“报酬递增”译为“大还例”，“分工”译为“通工易事”，经济学译为“计学”，重商制度译为“商宗”，“重农制度”译为“农宗”等。晦涩难懂的经济学名词大大影响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日本造”的经济学术语，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论著开始几乎全部使用我们今天所习见的现经济学术语，如“经济学”、“劳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封建”、“市场”、“交易”、“企业”、“工业”、“资本”、“投资”、“金融”、“证券”、“财政”、“财政学”、“地方财政”、“国债”、“公债”、“地方公债”、“外债”、“关税”、“专卖”、“预算”等，与严复的著述判然有别。由古老的中国型经济论述到近代的经济分析，是极大的转折和飞跃。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18]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新名词也大多取鉴于日本。

二是翻译了大量的日文经济学著作。清末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取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清末留日学生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时所评述的：“这是一波没有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文化明星却又影响广泛的译介运动，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它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19]清末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亦应作如是观。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我国所谓经济学原理书约38种，来自日本的就占了30种。”[20]至于由日本留学生翻译的日文应用经济学著作则更多。[21]从总体上看“来自日本的经济学论著和译作、或以日文作品为其蓝本的中文经济学著述，在当时国人发表的具有近代经济科学意味的著译作和文章中，占据压倒性优势”。[22]日本在清末充当了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的角色，留日学生取代外籍人士成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力。[23]

由于1908年中美两国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出现大批官费留美学生。[24]清末留美学生中学习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人数也比较多，仅清华学校1909-1911年间此类留学生就有18人。

1905-1911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共有7人，[25]其中就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陈锦涛和陈焕章。1906年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 Irving Fisher  ）的中国留美学生陈锦涛[26]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撰写的博士论文《社会流通的测算》受到费雪教授的高度重视，费雪希望该论文修改后出版，陈锦涛回国20多年后费雪仍然记得他。[27]而陈焕章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者，他同时具有中国传统最高功名（进士）和西方最高学位（博士），中西贯通，他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孔子及其门徒的经济思想》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以第45、46卷112、113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书。当年美国的《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评价极高的书评。[28]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以经常以该书的观点提问。[29]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对农业的干预政策（联邦政府在农产品价格过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也主要是从该书中借鉴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而推行的。[30]

二、民国初年（1912-1926）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民国初年，大批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或执教于新式学堂，或出任政府官员，或编书办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成为中国经济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者。民国以后中国的留学主要国家开始逐渐由日本转向欧美，特别是经济学高端留学生开始向欧美集中。如以欧洲为例，1921-1925年，留学欧洲的学生总数为1189人，其中学习商科的100人，学习法政经济的185人。当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学生的这一专业偏向也有所注意，他说：“学习制造方法或许是很有用的，但中国人偏好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而实际上理论经济学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很发达的国家”。他还列出1916年留学英国的202名中国学生比较热衷的专业，包括医学50人，法律和经济47人，工程技术42人，矿业22人，自然科学19人。[31]当时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中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如以1909-1929年清华历年留美生的情况看，在总共1289人中，学习商科的共142人，学习经济学的125人。[32]可见商科和经济学也是当时留学美国的热门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大多进入欧美大学和研究院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标，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这里分别以美国和欧洲为类别介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情况。

1、美国

1912-1926年，中国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情况如下：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陈兆鲲	1886-？	哥伦比亚大学 1914	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
陈达	1892-1975	哥伦比亚大学1923	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
陈总（陈岱孙）	1900-1997	哈佛大学1926	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陈维屏	1897-	波士顿大学1915	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
程其保	1895-1975	哥伦比亚大学1923	中国支持一个足够的公共教育的财政能力
朱进	1886-	哥伦比亚大学1916	中国的关税问题
朱中道	1895-	哈佛大学1920	法国、英属印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盐税
冯锐	1899-1936	康奈尔大学1924	中国农业工程
何廉	1895-1975	耶鲁大学1926	所得税管理的方法和过程：英美比较研究
何浩若	1899-1971	威斯康辛大学1926	经济学中时间观念的发展
许传音	1884-1971	伊利诺斯大学1917	英国铁路费率的国会管制
徐墀	1885-1927	哥伦比亚大学1915	中国的铁路问题
黄凤华	1894-1923	哥伦比亚大学1919	中国的公债
黄汉樑	1893-？	哥伦比亚大学1918	中国的地租
甘介侯	1896-1984	哈佛大学1926	政治视角下的法国预算
李善步	1897-？	哥伦比亚大学1921	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
李权时	1895-1982	哥伦比亚大学1922	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中央、省、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研究
刘廷冕	1897-？	哥伦比亚大学1924	中国现代关税政策
龙开霖	1898-？	康奈尔大学1924	美国农业部门的财政历史
马寅初	1882-1982	哥伦比亚大学1914	纽约市的财政
潘序伦	1893-1985	哥伦比亚大学1924	中美贸易论
施宗树	1892-	哥伦比亚大学1919	中国对外贸易
寿景伟	1891-	哥伦比亚大学1926	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
唐启宇	1896-1977	康奈尔大学1924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
董时进	1900-？	康奈尔大学1924	世界粮食供给和人口
魏文彬	1888-1940	哥伦比亚大学1914	中国的货币问题
杨汝梅	1899-1985	密歇根大学1926	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
于俊吉	1899-？	纽约大学1924	满洲的经济历史问题

资料来源：Tung-li yuan：,washingto,d.c. 1964.原文无生卒时间，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作了必要的补充。

2、欧洲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刘炳业		法国巴黎大学1924	德国、意大利、捷克和波兰的财产税（1919-1923）
龙绍康		法国巴黎大学1918	中国公债研究
王凤仪	1882-1938	法国巴黎大学1919	中国对外贸易及其财政状况分析
苏希洵	1890-1970	法国巴黎大学1920	中国银行研究
TCHANG, TSANG		法国里尔大学1925	中国的关税问题
魏道明	1901-1978	法国巴黎大学1925	中国的支票
陈鹤鸣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24	中国的利率问题及其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金其美		德国基尔大学1924	中国的货币制度
顾绥禄		德国汉堡大学1924	中国国内交通所引起的金融交易方式的变化及其绩效研究
李邦翰	1894-？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26	治外法权与中国国民经济
沈观宜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24	中国工资问题研究

以上中国留学欧美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从国别和大学来看，留学国英语国家全部集中在美国，欧洲大陆则集中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学教育发达的英国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又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留学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则集中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民国初年由于清末启动的庚款留学政策的继续实施，特别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提供的帮助，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而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留学生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这所学校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自由的学术空气有关，正如当年的留美经济学者唐庆增所说：“哥伦比亚大学之经济科，取宽大主义，学说言论，即一校教授中，亦并不一致，该校毕业院Graduate School规模宏大，科目完备，国人在该处肄业者，不下二百人，可知其盛况矣。”[33]中国人在海外一般有群处的习惯，留学生也是如此，往往是相互引荐、介绍，使留学的学校更趋集中。

二是从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看，以应用经济诸多，理论经济学甚少，真正够得上理论经济学的仅有何浩若的《经济学中时间观念的发展》，而应用经济又以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方面最多。留学生博士论文题目集中在应用经济特别是中国的财政金融方面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民国初年中国的财政困难、币制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应为国家的现实经济困难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落后，中国留学生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非常困难，因此他们往往“趋易避难，选择中国题目写作论文，很少选作外国题目的”。[34]

当然也有少数研究外国财政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往往也是介绍外国先进的财政经济制度以为中国殷鉴。如马寅初留学美国期间正值美国“进步时代”末期，财政体制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转型期，而作为美国经济中心的纽约市在美国当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纽约市财政改革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当年正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马寅初的关注，他认为“纽约市维持了财政平衡，而信用地位没有丝毫受损的经过的叙述，将对中国财政当局有价值”。他试图通过介绍纽约市财政“由一种乱境进入治境的道理”，“为中国上一堂有益的课”。[35]因此，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在著名的财政学家塞利格曼（Saligman）的指导下着力研究纽约市的财政问题，1914年他用英文撰著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完成，通过论文答辩，同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出版，随即被指定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教科书。而哈佛大学的陈岱孙也着力研究他留学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财政问题撰写了《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的博士论文。

应用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领域比较宽广，视野比较开阔。如在财政学方面，涉及外国财政、中国财政史、关税、土地税、公债、农业财政、教育财政、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预算诸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是驰誉国际会计学界的名著。20世纪20年代，西方会计学界对于商誉等无形资产的性质有所论述，但多半囿于无形资产法律上的特点及其估价问题，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能够从理论上阐明无形资产的本质特征，没有解决具体的会计处理问题。而《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许多观点“成为现代会计学中的定论”。[36]该论文1936年由施仁夫译成中文出版，改名《无形资产论》。该书在美国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密歇根大学会计学家派登(W.A.Paton)教授在他主编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一书中多次引证杨氏论点。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编辑的再版系列经典名著中，这部著作也列入其中。杨汝梅是民国初年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少数顶尖中国学者。

民国初年留学欧美的经济学博士学成以后几乎都立即回国，他们有的进入军政界[37]，有的投身实业[38]，更多的献身学术[39]，活跃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和政治、经济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的献身学术的留美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回国后开始取代留日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

三、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1927-1937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世界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但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如以工业生产为例，1929-1936年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40]，并没有受到西方经济萧条的冲击，这是与当时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对于经济发展都比较热衷，“实业救国”蔚成风气，经济学传播和发展的土壤良好。加上这一时期中国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留学教育、包括经济学的留学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由于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留日运动式微，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数量大大超过民国初年。留学运动由日本转向经济学的原产地欧美，反映了中国对现代经济学的认知水准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与经济学有关的博士论文的具体情况如下：

1、美国

1927-1937年，中国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情况如下：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陈君慧	1908-？	纽约大学 1932	战后欧洲通货的稳定
张孟令	1908-？	哈佛大学1934	金银本位下的国际价格调整理论
赵人隽	1900-1955	哈佛大学1928	马萨诸塞州实际工资和成本的变动（1890-1921）：一个统计分析
赵迺抟	1897-1986	哥伦比亚大学1930	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
赵葆全	1900-？	康奈尔大学1936	白银
赵才标	1903-	康奈尔大学1933	中国12省的粮食产量的统计研究
陈希诚	1900-1988	耶鲁大学1934	中国乡村合作的伦理和经济基础
陈仁炳	1909-1900	密歇根大学1937	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口平衡：美国商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的专门考察
陈友松	1899-1992	哥伦比亚大学1935	中国公共教育融资：重建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实证分析
CHEUNG,KON-CHOW	1906-	纽约大学1935	美国的商业银行
冀朝鼎	1903-1963	哥伦比亚大学1936	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陈国平	1911-？	耶鲁大学1937	日本在华棉纺厂：一项国际竞争研究
裘开明	1898-1977	哈佛大学1933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来源的研究：数据搜集方法和经济条件的获得
邓贤	1905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28	中国的人寿保险：阻碍其发展因素的研究
欧阳藻	1904	哥伦比亚大学1937	美国无线电工业的经济研究
方显廷	1903-1985	耶鲁大学1928	英国1840年代的产业组织
何廷光	1905		Kwantze,公元前17世纪的经济思想：特别考察最近的经济思想
黄宪儒	1898-2003	哥伦比亚大学1928	美国联邦铁路税
HUANG,PANG-CHEN	1900	纽约大学1935	孙中山民生思想在中国经济问题上的应用
金世煊（金士宣）	1990-1992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27	铁路运输服务：美国铁路协会汽车服务分配
顾毓瑔	1905	康奈尔大学1931	泰罗：第二次工业革命新观念
孔士谔	1905	纽约大学1930	内战和零售业制度的 发展
郭光宇	1906	纽约大学1935	英、法、美银行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李干	1901	哈佛大学1927	英国社会学家：他们对资本的认识
李庆麐	1895	伊利诺伊大学1933	伊利诺伊的农业抵押贷款与农业土地转移关系
李焯林		华盛顿大学1937	会计视角下的规范与监管：华盛顿地区的建筑与贷款关系
梁友生	1899	哥伦比亚大学1933	白银：影响其价格因素的分析
梁炳琪	1907	南加州大学1936	中国货币和银行政策的历史的批判性研究
李秉华	1893	威斯康辛大学1931	中国运输经济学
李卓敏	1912-1991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36	中国银本位体系下的国际贸易（1888-1935）
厉德寅	1902-1976	威斯康辛大学 1935	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
梁庆椿	1904	哈佛大学1934	中国人口和食物供给关系
梁矩章	1905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33	美国南部铁路对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研究
林钦宸	1906	纽约大学1936	地主与佃户的关系
林霖	1906	俄亥俄州立大学 1934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林维英	1908	哥伦比亚大学1936	中国的白银贬值：1926-1931
林书孟	1900	伊利诺伊大学1927	中国的外债
刘甸忱	1903-1935	西北大学1930	霍布森（Hobson）的福利经济学研究
罗志儒	1902	哈佛大学1937	电力价格和市场的统计研究
麦见曾	1901	哥伦比亚大学1930	Albert Gallatin 的财政政策
潘光迥	1904	纽约大学1929	国际金融干预
沈章甫	1914	纽约大学1936	国际货币稳定
谭绍华	1897	芝加哥大学1927	美国在华投资外交
唐崇慈	1897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27	英国税收土地价值体系
邓觉生	1911	威斯康辛大学1937	英国最近白银采购的国际影响
田炯锦	189-1977	伊利诺伊大学1930	英美都市财政研究
朱炳南	1907	伊利诺伊大学1933	经济过剩下的税收
段茂澜	1899-1980	哥伦比亚大学1928	作为经济学家的Simonde de Sismondi
王允元	1905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31	美国蒸汽铁路电气化的经济问题及结果
吴绍曾	1896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30	铁路价值和合理回报：美国铁路合理回报基础、费率及相关问题研究
杨学坤	1903	俄亥俄州立大学 1935	中国货币计划的批判性研究
杨蔚	1907	康奈尔大学1937	1930年7月至1935年6月纽约60个牛奶合作农业供给仓库的商业分析

资料来源：Tung-li yuan：＜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h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Tung-li yuan：,washingto,d.c. 1964.原文无生卒时间，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作了必要的补充。

2、欧洲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侯树彤	1905	英国利物浦大学 1935	中国的货币与银行问题
李超英	1897-1982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35	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一个比较研究
刘驷业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27	银行业务：英美货币市场的一项比较研究
伍启元	1912-？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37	国际贸易价格关系理论：一个历史的研究
赵祖邦		法国巴黎大学1935	中国的对外贸易：1864-1932
程兆熊	1907-2001	法国巴黎大学1937	中国满洲农民的生活
程绍德	1900-1954	法国巴黎大学1932	20世纪初上海金融市场研究
陈宗经		法国巴黎大学1936	民国以来的中日经贸关系
何德鹤		法国巴黎大学1937	法国的农业合作现状
胡鸿勲		法国巴黎大学1929	中国海关史：1842-1911
柯象峯		法国里昂大学1929	1894-1914年间中国信贷产品的构成
郭有守	1901-1978	法国巴黎大学1927	美国工业垄断的演变：1890-1924
吴孟班		法国巴黎大学1931	现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YU,PEO		法国巴黎大学1936	中国的农村合作社及其类似机构
赵梓庆		法国巴黎大学 1933	中美经济关系
姜尚义		法国南希大学 1931	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周良栋		法国南希大学1936	中国的盐税
韩闻痌		法国南希大学  1936	中国的农业信贷及其改进建议
胡自强		法国南希大学 1936	1912年以来的中国汇率
徐曰琨	1905	Gaen大学 1933	中国的合作社运动
HUNG,JAIR		法国巴黎大学 1934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赖国高		法国里昂大学 1935	上海外汇市场及其与中国贸易差额关系的研究
李鸿一		法国巴黎大学 1936	中国的经济危机和货币改革（1935）
刘南溟		法国巴黎大学 1935	中国人口研究
刘星辰		法国南希大学 1931	中国当前的货币贬值及其补救办法
李肇义		法国第戎大学 1936	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
马达		法国巴黎大学1927	中国土地所有制变革研究
梅远谟		法国南希大学1936	中国的金融危机和货币改革（1935）
邵雪初		法国南希大学1934	中国的农业问题
SHEN,CHE		法国南希大学1931	中国的对外贸易
沈其蕃		Gaen大学1936	中国银行的起源与演变
萧子风		Gaen大学1931	中国的关税制度
谢作舟		法国巴黎大学1930	当代中国的经济革命
陶秀		法国南希大学 1936	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研究
郑祖骧		法国南希大学 1931	中国中央银行信用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周鸿钧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 1927	中国的公债
丁作韶		法国巴黎大学 1931	中国的关税
蒋崐		法国巴黎大学 1933	孙中山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
钱翔孙		法国里昂大学 1934	上海港口：经济研究
曾同春	1892-1952	法国里昂大学 1928	中国丝绸的生产和贸易
曾还九	1908-1960	法国南希大学1934	中国的货币制度
吴希庸		法国南希大学 1931	中国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
YEI,KWANG YEE		法国巴黎大学 1927	中国商业企业制度
颜既金		Gaen大学1933	中国的货币问题
尹文敬	1902	法国巴黎大学1929	中国税制
袁子健	1906-1983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 1929	中国信贷机构研究
陈鹤声		德国基尔大学1937	中国运输业的发展：工业化的视角
陈延光		德国哈雷大学1937	中德农业合作社：比较与借鉴
朱偰	1907-1968	德国菲尔大学1931	中国财政改革的主要问题
朱伯康	1907-2005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37	中国财政预算和财政制度
曾天宇		德国基尔大学1927	银行业发展的比较：中国银行和在华外资银行
冯兆异		德国莱比锡大学　1927	中国的对外贸易：1913-1923
何凤山	1901-1997	德国慕尼黑大学 1932	中国银行业及其存在的问题
CUANG,YING-LAI		德国耶拿大学 1932	英德财政：支出的视角
黄钟		德国莱比锡大学　1933	现代中国人口统计的方式和结果
郭先彦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30	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财产制度
梁颖文		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1930	贸易政策中的隐藏保护
梁师目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34	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对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反应
刘子明		德国明斯特大学　1937	黄河整治的经济意义
潘安		德国耶拿大学 1932	中国银行业的外贸信贷
潘斌清		德国菲尔大学 1937	中德贸易及其贸易政策
萧贞昌		德国菲尔大学 1929	中国的丝绸工业
TANG,KARL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28	银行业的变革：个人业务的视角
田树滋		德国菲尔大学 1935	满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曹谷清（曹国卿）	1902	德国莱比锡大学 1929	遍布欧美市场的中国茶产业
王绍成		德国菲尔大学 1935	中国的外贸和海关问题
YAN,TJING-HSI		德国耶拿大学 1933	中国的银元贬值问题
余精一	1898-1967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35	中国的外汇投资问题
陈静民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1936	中国的银行业

从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留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可以看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研究的领域来看，都大大超过前一时期，特别是留学欧洲的经济学博士有超过美国的趋势。

19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经济现实问题是改革币制，实现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学博士论文内容最为集中的是货币金融问题，以期为中国的币制改革寻找良方。这方面的成果既有外国货币银行及其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中国货币银行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其数量达到30多篇。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国民政府前期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选择“三农”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也不少，内容涉及农业规划、土地税、农村金融、租佃关系、农民生活、粮食问题、水利建设、农业合作以及国外农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有些论文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准，如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该书1936年在英国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Unwin LTD)首次出版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高度评价此书，认为“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41]

民国时期四大经济学家[42]之一的方显廷留学以前在纺纱厂当过学徒，加上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导师、著名的商业史专家克莱夫﹒德埃（Clive Day）影响，他对英国的企业史发生兴趣，其博士论文《英国1840年代的产业组织》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英国企业发展史作了开创性研究。论文一改英国工业组织演进的传统划分——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和工厂制度为手艺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这篇学位论文的两页缩写稿，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谢普德﹒克劳夫教授(Professor Sheppard Clough)所编写的，得到广为应用的教科书《欧洲经济史》1959年版中。”[43]伍启元在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出版时书名《国际价格理论大纲》）后，“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哈伯勒(G﹒Haberler)曾在其《国际贸易理论》（Theory of Intenational Trade）一书中认为伍书中对重商主义价格之分析堪称为‘古典著作’(Classical work)。”[44]

这一时期被国外学者认为学位论文中研究“最尖端”经济理论问题的是厉德寅。他在留学威斯康辛大学前在东南大学主讲高等数学5年，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45]

这一时期海外留学生博士论文在中外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也引人注目。赵迺抟的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美国编撰的、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46]而李肇义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第一次从中学西渐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开拓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域。此作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后一部分从自然法、专制政治和农业中心论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对于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它“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国外直接以法文形式宣布，中国影响的重要性，‘不止在于重农主义的思想来源，还在于经济科学本身的历史’”。[47]

运输经济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博士论文的一个新亮点。19世纪末以后铁路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铁路经营和管理知识的人才。民国时期大学商科之下设“交通学”门，与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并列，主要研究运输经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交通学门”的课程包括“交通政策”、“铁道经济学”、“陆运论”、“水运论”、“铁路管理法”、“商船管理法”等。[48]清末和民国初年就有不少铁路部门派出的留学生在国外学习铁路的经营和管理。1909年清政府选派的庚款留美官费生中学习文科的6名学生中就有高伦瑾和张兆贞两人学习铁道管理。[49]徐墀191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运输经济的博士。20上半叶“由铁路部门派往西方的留学生不下数百人，获得博士学位者的人数也须以两位数计”。[50]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留学国外研究运输经济的留学生大大增多，在这些铁路部门派出的留学生中有多篇博士论文研究运输经济，这方面的论文，既有象《中国运输经济学》这样的理论性著作，又有象《铁路价值和合理回报：美国铁路合理回报基础、费率及相关问题研究》、《美国联邦铁路税》、《美国蒸汽铁路电气化的经济问题及结果》和《美国南部铁路对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研究》这样的外国运输经济方面的论文，还有象《中国运输业的发展：工业化的视角》这样的讨论中国现实运输经济方面的论文。民国时期这批研究运输经济的经济学博士归国后有的担任了中国交通部门的重要职务，有的在大学担任运输经济方面的教学工作，为中国的交通运输现代化贡献巨大。[51]

四、国民政府中后期（1938-1949）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中国经历了持续的战争，现代化进程中断，西方世界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面向西方的留学运动遭受挫折，特别是受战乱影响很深的欧洲大陆中国的留学运动几乎停顿。但由于前一时期规模宏大的留学运动的余波的影响及中西经济学交流的加深，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虽然数量减少，但质量反而有所提高，有些论文甚至可以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

1、美国

1938-1949年，中国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情况如下：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张震	1916	宾夕法尼亚大学 1946	美国进出口铁路运费率结构：政策和技术
张培刚	1913	哈佛大学1946	农业与工业化
周有璧	1905	芝加哥大学1942	国民政府的税收改革：1927-1937
陈振汉	1912-2008	哈佛大学1940	美国棉纺织业的区位：1880-1910
陈宪章	1912	纽约大学1942	中国运输业的管理要素和操作效率研究
陈庆和	1912	康奈尔大学1945	美国的糖市场
周舜莘	1915	哥伦比亚大学1945	资本税
周贻囷	1909	伊利诺伊大学1943	收益费用的会计理论
邓辉	1910	伊利诺伊大学1938	国家联盟活动提升国家商业关系
陈兴乐	1902	南加州大学1938	中国的中央银行
陈继恩	1914	普林斯顿大学1944	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
方善桂	1914	哈佛大学1941	商业循环和国际收支平衡
向景云	1909	威斯康辛大学1941	中国土地占有权：中国土地问题和政策初探
谢强	1912	哈佛大学1941	1929年的转折：主要周期理论检验尝试
辛膺	1915	密歇根大学1948	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
虎矫如	1910	芝加哥大学1942	四川盆地的农业、林业土地使用
胡先进	1915	伊利诺伊大学1948	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治理（1937-1947）
葛启扬	1909	密歇根州立大学 1944	中美土地利用
顾应昌	1918	哈佛大学1945	外汇均衡理论研究
郭则虬	1914	康奈尔大学1914	纽约人口变化及其意义
刘大中	1914-1975	康奈尔大学1940	动态条件下的个体厂商理论研究
孟庆彭	1919	伊利诺伊大学1949	中国农业进步：要素因素研究
梅勤志	1917	普林斯顿大学1949	商业银行和二战财政赤字下的银行政策影响
倪因心	1908	芝加哥大学1948	中国人口的社会特征：人口结构和城市化
巫宝三	1905-1999	哈佛大学1949	中国的资本构成和消费支出
潘玉璞	1914	伊利诺伊大学1948	国际资本运动和资本形成
浦寿海	1920	哈佛大学1946	中国的银行改革
浦寿昌	1921	哈佛大学1946	中国的劳动政策
桑恒康	1915-1997	哈佛大学1947	资本形成机制
沈郭冲颖	1912	威斯康辛大学1947	中英贸易（1894-1914）
宋幼淇	1915	哈佛大学1945	国际货币计划：国际货币合作研究
苏再山	1911	伊利诺伊大学1946	成本——汽车运费率的决定因素
陶洁卿	1911-1960	哈佛大学1946	战后中国税收结构研究
丁忱	1919	哈佛大学1946	工业化、资本结构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
丁关淑庄		拉徳克利夫大学 1948	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研究
周承绪	1908	路易斯安那大学 1942	中国货币体系的发展
蒋杰	1909	明尼苏达大学1948	中国农业问题的经济分析
邹斯颐	1922-1990	哈佛大学1946	世界茶工业和中国
王念祖	1917-2004	哈佛大学 1945	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
王元照	1909	哈佛大学1938	德国外汇管制（1931-1936）：起源、发展、技术和经济影响分析
吴纪先	1914	哈佛大学1947	苏维埃外贸二十年
吴永珣	1913-1997	威斯康辛大学1947	美国羊毛税
杨庆堃	1911-1999	密歇根大学1940	杰克逊贸易区一体化的市场制度
杨寻宝	1904	哥伦比亚大学1945	美国农业扩展性服务合作研究
杨联升	1914-1990	哈佛大学1946	秦代经济史
杨懋春	1904-1988	康奈尔大学1942	中国集镇和乡村生活
杨书家	1907	明尼苏达大学1943	中国经济研究：农业信贷考察
余新民	1917	路易斯安那大学 1945	外汇账户

2、欧洲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张自存		英国坎特(圣约翰)大学 1947	国际收支平衡的周期运动
陈仲秀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40	英国对华贷款比较：特别关注1860-1913和1894-1913两个时期
周培智	1902-1981	英国爱丁堡大学 1938	中英百年经济关系：1834-1934
费孝通	1910-2005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38	开弦弓：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
徐毓枬	？—1957	英国坎特（国王）大学 1940	萧条时期的英国棉纺工业
黎名郇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46	1690-1699年的巨额货币发行：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特殊研究
马润庠	1910-2001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42	政府借款技巧：英国财政部借款操作方法研究（1914-1940）
宋俠（宋则行）	1917-2003	英国坎特（三一）大学 1949	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性变化：1924-1938
蒋硕杰	1918-1993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45	贸易周期下真实工资变动与边际利润的关联
吴元黎	1902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1946	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
余宗范		法国巴黎大学 1939	1912年以来的中国财产税
CHAO,JOSEPH		法国巴黎大学 1948	中国本土银行
夏晋熊		法国巴黎大学 1938	当代中国货币和银行的重建
廖南才		法国巴黎大学 1949	透视中国农村经济
刘先纬		法国巴黎大学 1940	中日战争前后的中国货币金融
龙吟	1911-1998	法国里昂大学 1943	中英法预算监督制度之比较
吴宗汾		法国巴黎大学 1940	经济利益视野下的国际机构
唐建文		法国里昂大学 1945	中法经济关系研究
王联曾		法国巴黎大学 1946	小麦市场研究
黄宗谟		瑞士苏黎世大学 1948	荷兰-印度经济研究
陈家骏		德国菲尔大学 1938	中国的银行业：特别关注新的中资银行
陈泽华		德国柏林大学 1941	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发展
陈琮		德国柏林大学1940	德国的外汇管理
徐维初		德国慕尼黑大学1941	中国的外资银行：特别关注德-亚银行
高莽苍		德国菲尔大学1938	上海的经济发展：以金融业为中心的考察
李德		德国菲尔大学1938	汉口的经济生活
廖宝贤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1939	银本位的含义与中国币制的演进
刘纪汉		德国菲尔大学1941	德国的乡镇经济
鲁冀参		德国菲尔大学1941	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农产品价格政策
丁文治		德国耶拿大学1940	周代迄清代的中国农业的发展史
YOUNG-HEN_LI		1948	货币的对外价值与国际货币政策

资料来源：Tung-li yuan：＜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h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Tung-li yuan：,washingto,d.c. 1964.原文无生卒时间，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作了必要的补充。

1937年，经济学家刘絜敖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在评述中国前一时期的经济学发展时认为：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取得十分明显的进展，原因在于一般经济学者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而忽略经济理论的探讨。[52]当时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夏炎德也认为“吾国近年后起经济学者固众，大多倾向于应用方面，如致力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与统计之学，取其与实务有关，堪为个人事业发展之助。其下焉者仅欲博一技之长，以为谋生工具，对于高深学理掉首不顾”，“此种功用主义之倾向，将使经济学之发展大受影响”。[53]如前所述，无论是民国初年还是国民政府前期，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集中于中国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体现出强烈的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马寅初甚至认为“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54]中国近代经济学领域留学生的这种“经世”价值倾向有助于经济学的本土化，而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创新。
国民政府中后期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在继续重点研究中国的经济热点问题，如货币财政问题的同时，有不少博士论文关注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方善贵的《商业循环和国际收支平衡》，谢强的《1929年的转折：主要周期理论检验尝试》、辛膺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顾应昌的《外汇均衡理论研究》，潘玉璞的《国际资本运动和资本形成》，桑恒康的《资本形成机制》，刘大中的《动态条件下的个体厂商理论研究》，丁关淑庄的《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研究》，张自存的《国际收支平衡的周期运动》，王念祖的《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蒋硕杰的《贸易周期下真实工资变动与边际利润的关联》等都是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

以上经济学博士论文有的涉及当时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如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几篇论文。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当时的不少中国留学生受国内盛极一时的工业化思潮的影响，着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文对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理论阐述，该论文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奖——哈佛大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该论文1949年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1969年在美国再版，曾被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55]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刘大中也是当时少数进入国际经济前沿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计量经济学方面，1965年当选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他在诸多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首创”：194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办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中国的外汇问题”，是该刊的第一位中国作者；他是国际上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56]他在康奈尔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2003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首功”。与刘大中不同，将硕杰则长于经济理论分析，他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前就在国际上著名的刊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3篇经济理论文章，批评并修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庇古等人的经济学观点。他在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贸易周期下真实工资变动与边际利润的关联》以伦敦经济学院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获赫其森银牌奖（Hutchison Sliver Medal）他的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名家所征引。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有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57]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有趣的是，在当时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浦寿海和浦寿昌两人是亲兄弟，加上他们在哈佛大学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弟弟浦寿山（后改名浦山，博士论文为《技术进步和农业》），一家三兄弟一同在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佳话。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19世纪下半叶，以马建忠、严复等为代表的留学欧洲的留学生开始逐渐取代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向西方学习经济学的“盗火者”的角色，但这一时期的传播西方经济学的留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少有社会科学更无经济学专业，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是比较肤浅的；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充当了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主力，中国开始出现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日本”造的经济学术语，翻译了大量的日文经济学书籍，他们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引进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主要还是通过翻译西书引入西方经济学；由于1908年中美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及后来英、法、德等国制定了吸纳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国以后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开始增多，其特点是留学层次比较高，不少人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不断著书立说，使中国经济学由翻译西书为主过渡到以自著为主，有些论著还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由于民国时期中国在国外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是研究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问题，因此留学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对“东学西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经济学界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了解中国经济和传统经济思想，甚至由此影响到西方经济政策的制定。如191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所写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就使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为美国经济学界所了解并影响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农业政策的制定。（作者：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①]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②] 据许明龙考证，在有文字资料可查的赴欧洲的中国人中，陈安德是最早的一位，他于1649年开始欧洲之行。但陈安德赴欧洲的使命是受南明王朝的派遣联络欧洲抵抗清兵的进攻，身份是外交使节而非留学生。参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③]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4页。

[④]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页。

[⑤] 参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37页。

[⑥]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字达萌，号纯甫。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该校校长塞缪尔﹒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赴美，入麻省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旋入美国籍，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为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次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上海宝顺洋行等处任职。1863年入曾国藩幕，参与洋务运动。著有《西学东渐记》等。

[⑦] 据统计，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到甲午战争前后，向欧洲派出的留学生计有4届。第一届35名，第二届10名，第三届34名，第四届10名。与早期留美学生不同，这些留欧学生，年龄较大，专业程度较高。参见林庆元、郭金彬：《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⑧] 关于翻译时间学术界有分歧，一说为1897-1900年，另一说为1897-1901年。参见奚兆永：“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学术月刊》（上海）2003年第9期。

[⑨] 严复认为该书“译言《国富之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辞太赘，故多简称Wealth of Nations”，所以“以《原富为名》”。（参见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页。）

[⑩] 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原富》第一版有两种印本：一种是开印较早的本子，在第一册扉页背面印有“光绪二十七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印行”十八个大字，但正文前只有严复写的“发凡”和目录，而没有吴汝纶写的“序”、严复自己写的“译事例言”以及张元济等编写的“中西年表”等；另一个是开印较晚的本子，扉页上没有上述十八个大字，却在正文前印有“序”、“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中西年表”等。两种本子的最后一册末页都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及“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字样。参见参见奚兆永：“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学术月刊》（上海）2003年第9期。

[11] 马建忠（1844-1900），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初入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学习了外交史、宪法学、国际法、刑法学、商法和财政学等课程。后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内容为公司法方面的研究，分三部分依次论述罗马法中的“合伙”、法国民法中的“公司”及法国商法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参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辩误二则.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4第1期。）

[12] Tung-li yuan：,washingto,d.c. 1964.

[13] 据统计，留日学生人数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574人，1903年达到1300余人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为8000余人，1906年为12000余人。由于清政府调整留日政策，对日本留学生加以限制，自1907年开始，留日人数开始下降，至1910年，留日学生降至2000余人。参见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14] 如以1906年96名湖北籍学生为例，“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有89人，学习实业专科的只有7人”。（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15] 清末留日学生中也有一批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贾士毅（1887-1965），1908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科，后转入明治大学法政科，1911年毕业，获政学士，后来成为著名的财政学家；谢霖（1885-1969），1905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商科，1909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会计学家；赵兰坪（1898-？），清末留学日本庆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货币学家；杨汝梅（予戒）（1879或1882-1966），1903年起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8年，后来成为著名的会计学家；陈启修（1886-1960）1907年起开始留学日本，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曾有“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之誉。

[16]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17]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18]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20页。

[1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

[20] 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集雨窖文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0页。

[21]这方面的著作如：冈实著，叶开琼、何福麟编辑《财政学》，1905年；田中穗积著，戚运机译《公债论》，1906年；田中穗积著，戚运机译《租税论》1906年；高田早苗著，孙云奎译《货币论》，1906年；杉荣三郎讲授，唐宗愈译《纸币论》，1906年；天野为之著，嵇镜译述《经济学纲要》，1907年；松崎藏之助、神户正雄著，黄可权编译《财政学》，1907年；河津暹著，陈家瓒译《货币论》，1907年；水岛金夫也著，刘鹤年译《银行及外国为替》，1908年；佐野善作著，汪廷襄译《商业薄记教科书》，1908年；星野太郎著，李澄译《商品学》，1908年；横井时敬著《农业经济论》中译本，1909年；小林丑三郎著，张锡之等译《比较财政学》（上下卷），1909年；田中穗积著，陈与年译《公债论》，1910年；小林丑三郎著，中国经世学社译《比较财政学》（上下卷），1910；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何祁麟译《中国经济全书：中国铁路各论》，1910年；工藤重义著，易应湘译《最近预算决算论》，1911。参见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前史》第646-647；796-797页。

参见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前史》第646-647；796-797、809页。

[22]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9页。

[23] 清末留日学生中亦有少量留学生自撰有经济学著作，如早稻田大学的胡子清（1868-1946）1905年出版了《财政学》一书。该书是东京中国留学生编译出版的“法政萃编”之一种。参见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

[24]所谓“庚款”，即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政府于1901年与列强所订《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总计为4亿5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获得了2444万多美元，大大超出了实际的战争费用。经过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美国出于其在华利益的需要，于1908年通过一个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此即为“庚款”留学生，它也带动了地方官费和自费留美，全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大增加。

[25] 这7人分别是王宠惠（190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比较法研究”（a study in comparative law）、严锦荣（190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第十四修正案下的公民和个人权力”（rights of citizens and persons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陈锦涛（190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循环”（Societary circulation）、陈维城（1910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传教士的教育工作”（The educational work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陈焕章（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孔子及其门徒的经济思想”（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王景春（1911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英国铁路金融的立法规范”（Legislative regulation of railway finance in England）和严鹤龄（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宪政发展的调查”(A survey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26] 陈锦涛（1871-1939），广东南海人。早年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0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大清银行稽核、统计局局长。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财政总长。1926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1938年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长。

[27] 参见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28] 1912年4月出刊的《美国历史评论报》认为“陈博士之著作，其辞气及文品，皆足以感动读者……而为特辟纪元之著作”；1912年5月出刊的《东方评论报》指出：“是书也，有莫大之价值于西方世界也……其永垂不朽，真可作为纪功碑矣，必可证明其有益于华人，而为物价之宝”。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下），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819页。

[29] 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6页。

[30] 参见李超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例”，《济南大学学报》（济南）2001年第1期。

[31]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32]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71页。

[33] 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17页。

[34] 《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35] 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36]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0页。

[37] 如何浩若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官、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许传音回国后先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任教，后出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黄汉樑回国后先在上海银行界任职，后出任铁道部常务次长，署理财政部部长；甘介侯回国后历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秘书长、代理外交部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38] 如冯锐回国后先任东南大学教授，后担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1930年代在广州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甘蔗制糖厂；潘序伦回国后先在大学任教，从1927年起专事于会计师业务，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中国会计之父”。

[39] 如陈达回国后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从事人口和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陈岱孙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程其保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育学教授兼系主任、院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何廉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财政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中央设计处副秘书长；李权时回国后主要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曾任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成为民国时期最多产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唐启宇曾担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
[40] 据统计，1929-1936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值（按1933年国币计算，单位为国币10亿元）的各年数值如下：773﹒8、821﹒1、886﹒9、921﹒5、1006﹒3、1042﹒6、1104﹒1、1227﹒4。参见管汉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研究》（北京）2007年第2期。

[41] 参见王耕今、高山：“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读书》（北京）1982年第8期。

[42] 民国时期的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被学术界誉为当时四大经济学家。参见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中国招标》（北京）2005年第42期。

[43]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方露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页。

[44]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60页。

[45] Paul B.,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p73.

[46]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3页。

[47]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2页。

[48] 参见李翠莲著：《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49]参见李翠莲著：《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50]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82页。

[51] 如金士宣1927年回国后担任过北宁铁路车务处文牍科长、杭江铁路运输课长、平绥铁路车务处长、津浦铁路车务处长、浙赣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吴绍曾1930年代担任过铁道部科长、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陇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吴绍曾回国后担任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教授。

[52] 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5页。

[53]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88页。

[54] 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页。

[55]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

[56] 该词典在评价刘大中的学术贡献时指出：“他于1946年出版的学位论文是构造中国的国民核算的第一个尝试。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和构造国民核算是占用他一生学术生涯的题目”。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6页。

[57]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著者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