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根据什么来决定取舍呢？从孔子（或更早）到王建国（见本刊2月25日王文《替代的困扰》），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曾思考过这问题，人人都有过“替代的困扰”。笔者大胆，竟以为能解答这困扰。
“母亲和妻子同时掉入河里，你会先救谁？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困扰过你的那替代的测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我很同意王建国这深入的看法。我很清楚我最深层的价值观，因而认为能解答替代的困扰，愿与读者讨论。
我肯定先救妻子，因为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笑话少说，言归正题。先看最简单的情况。假定我选吃桃或苹果并不会影响他者（不说他人，因为他者可以包括动物）。我的选择肯定是根据我的快乐（也就是福祉）为依据。当然会考虑对健康的影响，但健康也是为了将来的快乐。终极而言，任何有理性有目标的行为，都是为了快乐。快乐不为任何其他东西，快乐是终极目标。
必须加上“有理性有目标”，因为我们有些行为是受生物基因的控制，会做一些有利生存与传宗接代，而未必有利快乐的事。如果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与我共处一室，又主动献殷勤，即使我知道有艾滋病的危险，对长期快乐得不偿失，我承认做不成柳下惠。像我这样有很高理性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市井之徒”呢？（哈！关于“市井之徒”，见本刊1月14日拙文。）
另一类不理性的行为，是花太多精力，牺牲太多其他东西来争第一。在古代，争得第一的男子能和多个女子交配。现代对体育竞赛的重视，应有受这种天性的影响。能够少受基因的控制，而少做这些损己不利人的事，就是不或。不过，争强的天性，如果用在诸如探求知识等有利他人的事业，从社会的观点是有利的。但如果用在战争之类，则能为害无穷。
我的大笑，并不平常（有人或会认为不正常）。但在追求快乐上，大家和我是一样的。这从日常观察、交谈、调查、进化论等都可得到证明。既然大家的终极目的是快乐，这也应该是大家的最深层的价值观。但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并不排除兼顾他者的快乐。这里所说的兼顾，并不包括下述原因。由于法律的制裁，家人、朋友、公众的赞赏、谴责与报答或报复等，不兼顾他人的快乐，多数对自己不利。这种兼顾他人，即使纯粹为了自己的快乐，也应顾及。真正的兼顾他人，是在考虑了一切对自己快乐的作用后，还是愿意选择使自己的快乐减少的行动，而这是为了增加他者的快乐。这种对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终极快乐的替代率，一方面反映此人对他者真爱的水平，一方面反映此人的真正终极道德水平。如果你最多只愿意牺牲X单位的快乐来增加一个与你无关的他人一单位的快乐，X就是你真正终极的一般道德水平。X一般应该不小于零，也不大于一。小于零的情形（即愿意牺牲快乐来减少他人的快乐）可称为无理性的反道德;大于一的情形可称为无理性的超道德。一般的超道德大概不存在。由于生物的原因，母亲对孩子的超道德或超理性的爱，可能存在。
既然人人的理性终极目的是快乐，则社会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全社会人人快乐的总和（假定不影响此社会外他者的福祉）。这么说，难道亲情、伦理、人权、真理、法律、国家利益等等都可以不顾了吗？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违反这些原则会大量地减少人们的快乐，尤其是长期而言，包括减低人们遵守原则的作用。因此，对于重要的原则，例如诚实、守信、守法、人权等，不应该轻易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遵守。然而，归根到底，任何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人们的快乐。难道没有不必具有功利作用，本身就好甚至神圣的原则？有！但不应该有！古人认为“一女不事二夫”就是这种神圣原则，丈夫死了也不可以改嫁，害惨无数人！现在也有人认为公有制就是好，私有制就不好，也为害很大。
既然终极的价值是快乐，则当两项原则或价值（例如王建国所说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出现取舍的矛盾时，应该以最终影响快乐总量来决定，包括间接与长远的影响。我对这最深层的价值观信仰很坚定很清楚，因而在原则上我没有替代的困扰。不论是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最终的che度都是快乐。但在实际取舍时，那项选择对自己或社会的快乐增加较多，违反那项原则会有更大的副作用，未必容易估计，因而还是有替代的困扰。
既然人人都要追求快乐，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当成错误思想来批判，就多数会有更大的反效果。讲求功利，追求享乐，是正常的行为，人人都有。损人利己固然不好，但宁可损己来害人则更不道德。因此，错不在利己，而在损人。错不在享乐，而在害人、违法、贪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