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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的贡献

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我已经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杨小凯’一文。本文着重谈小凯的贡献,小部分(包括以下四段,但略有补充)重复前文。

杨小凯的新框架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Monash 大学任职. 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 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十年), 马上安排他到Monash 大学任讲师 (1988), 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 2000年任私座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Alan Powell 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Kenneth Arrow 与James Buchanan 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的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不但在此专著上,在其他和我及他人合写的文章上,小凯都是很乐意给合著者更大的名分的。例如,我们1997年的一篇文章结果是把我放在前面,实际上我的贡献也是次要的,但那次小凯向我说了好多次,‘我们有好几次合著都是Yang & Ng, 这次一定要放Ng & Yang’。我经不起他多次纠缠,就没有再坚持。但我后来后悔没有坚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专业点。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 Lio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成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的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需要商榷。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 Diamantaras 与 R. P. Gilles 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 Ng)、杨德新、张定胜、Jeffrey Sachs与Christis Tombazos 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杜巨澜、廖柏伟、刘孟俊、曲祉宁、王建国、张华嘉、张永生、赵益民、Steph Miller,George Rivers、Robert Rice、Ian Wills 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小凯也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与网址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最近,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16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非常值得一读。

小凯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能提出其他人不能或不能像他这么早就提出的许多深入而又有很大的启发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早年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陆续采用。其他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将还会起着长远与重大的影响。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 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年,第691-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面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面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认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 Arrow (诺奖得主)与Jeffrey Sachs。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三月四日访问MONASH大学, 主讲研讨会, 谈 “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 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 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 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 两书在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他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随着他与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已越来越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们的重视。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近几年来,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重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面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 – 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 “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衷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

有人对小凯把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也有意见,认为Inframarginal 应该是“内边际”而不是“超边际”。这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我曾经替小凯辩护说,如果Infrared可以译为红外光而不是红内光,则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而不是内边际,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当然,小凯的意思是要强调对边际分析的超越。新框架内也用了很多边际分析,又用了比较角点解(例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的分析,说是超边际也不是没有道理。

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买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在我们人数很小的简单模式内,这产品的耐久与不可分性可以造成很大的商业周期与很高百分比的失业,因为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很大的百分比。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买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张定胜和我正在改进这方面的分析,把新框架与Dixit-Stiglitz模式结合起来。

新框架的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Cobb-Douglas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与本问题无关。)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在这简单的例子,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际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
现在,孙广振和我正在替Pacific Economic Review合编一期 《内生专业化的经济学》 的特刊。随着小凯的去世,我们的研究中心也决定在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出版一期纪念小凯的特刊。两个特刊,都欢迎有关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学术文章。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对小凯生前的重要研究继续发扬光大。


2004年7月29日重修于Monash大学。(本文同时提供给超过一家刊物与网址,若有稿费,将全数捐给杨小凯教授纪念基金。捐款请寄给吴胡慧芳 Cora 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Clayton, VIC 3800,Australia。 Email: Cora.Ng@BusEco.monash.edu.au 电话:: 61-3-99058596;传真: 61-3-99055476。支票或汇票抬头请写:Monash University – Professor Xiaokai Yang Memorial Fund.)

英文文献
YANG, Xiaokai (2001),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Malden, Mass.: Blackwell.
YANG, Xiaokai & NG, Yew-Kwang (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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