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1997到1998年的金融风暴，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一直都在快速增长。我曾经毫不犹疑地说过，人民币没有理由贬值，亚洲不久还会高速发展。（1998年1月于香港开放大学和同年3月在澳门大学的演讲）。现在我仍然这样乐观。我也仍然相信，中长期内澳洲、中国和马来西亚货币对美元都会保持升值的趋势（在实际汇率基础之上），不排除会出现短期波动。（1993年在考虑人民币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那样的话，后来果真人民币大涨。不过，我却没有赚到什么钱。）这些推测不是无来由的，亚洲不仅有着较强的购买力，而且拥有很好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提到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马来西亚和越南，但菲律宾（快乐指数高）、泰国及印尼（仍然困在经济泥潭中）却不大容易归到同一类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日本是个例外，1998年前后受危机影响暂时陷入下滑的国家也属例外）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本文涉及更多地是东亚的部分发达地区。（有关快乐的确切意义、快乐是终极归宿问题的争论以及相关问题，可参阅Ng2000b）。
随着东亚的快速发展，有人已经在研究并讨论儒家精神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话题了。但尽管如此，东亚的快乐鸿沟与儒家文化可能存在的关系一直都被严重忽略。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敏感区域，难得有人可以跟你作学术交流。然而，快乐是人生中至为重要的终极归宿，重要的是在一个开放的氛围中展开讨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话题，才有可能进一步寻找合适的补救方法。
本文会涉及多个敏感话题，然而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受的教育，从小熏陶的都是东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本文能被当成是一个自己人作的自我反省，目的是求改善，而不是被当成一个局外人在指手划脚。
误区：高收入增加快乐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
快乐很难衡量，也难以做比较，个人快乐与否完全依赖于自我感受。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快乐能否量化持怀疑态度。然而，快乐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的确又至为重要。对重大事物能做到粗略通晓，总比在无关紧要的事上精耕细作要强。（人们银行帐户末四位数的平方根都能准确地计算出来并用来比较，但它们却毫无意义。）至少在概念层面（Ng1997），快乐基本上是可以衡量的。目前已经找到了一种实用方法，用以作一种基本的评估和人际比较（Ng1996）。虽然大多数评估手段都存在一些可比性问题，但也不是毫无一用。不同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研究结果都极为一致(Fordyce1988)，而且都与某些特定问题保持高度的相关，即都牵涉到笑的频率、亲友(Diener1984)的关系，生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也非常重要(Seidlitz，Wyer及Diener1997)，甚至还包括一些身体系数比如心跳、血压(Shedler，Mayman及Manis1993)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EEG（脑电电位）测度(Sutton和Davidson1997)，等等。如果有人非要在准确性上穷究到底，其实在准确度和可比度方面，即使连GDP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批为数不多但人群在日益壮大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幸福指数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不过这只是一种轻微上浮，一国之内是如此，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比如，以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分割，北欧国家的收入最高，它的幸福指数也最高，其次分别是几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包括巴西又在其次，紧接下来还有中东、中欧、南欧和东欧（希腊、俄国、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再有就是印度支大陆地区、非洲，可是非洲并非排在最后的国家，排在后面的还有南欧和西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后一个阵营是东亚（包括高收入国家的日本，韩国和中国）。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是印度的82.4倍，即使不考虑汇率波动，其购买力也是印度的16.4倍。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却旗鼓相当，且都高出日本一大截。（见Cummins1998.Cf.Diener和Suh1999；Inglehartetal.1998，表V18。许多前苏维埃国家之前快乐期望值都高，但伴随着转轨解体，近几年这些国家的快乐指数都非常地低。）
其它的一些衡量方法也同样支持这一结果。又如，根据Durex于2000年10月17~18日对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1.8万成年人做的大众媒体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其次是马来西亚的一年62天，以及东亚的其他地区（中国大陆69天，台湾78天，香港84天）。相比之下，各国和地区人们的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而印度（95天）、巴西（113天）、美国（132天，最高）全都已接近平均数字或大有超出。(文档可查询http://library.northernlight.com/FB20001017290000041.html.)。再有，若以生活满意度为准，东亚地区的得分也相当地低（中国大陆4.00，香港5.07，日本5.14，新加坡5.72），甚至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尼日利亚5.11，印度5.15，巴基斯坦5.49，秘鲁5.77，埃及6.14，哥伦比亚6.20，澳大利亚6.23）。（见Diener和Suh1999，p.444.）。Furnham和Cheng（1999）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日本和香港在快乐度上大大地低于英国。
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etal.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也有一种统计认为美国快乐人口的比例是72%。而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Diener&Suh1997；Myers1996；Frank1999；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Veenhoven1993)。事实上，“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如果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似乎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会相反(Kenny1999，p.19)。”一个人越快乐，就可能意味着他/她找工作的能力越强，也更能胜任其工作；就是会议的组办人也可能更愿意邀请有幽默感的人来演讲，甚至不惜为他们支付更高的酬金。
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着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Ryan，etal，1999）。“物质主义只注重物质财富，它与精神财富（SWB）是互相消损的。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那些信奉钱越多越快乐的人（Ahuvia&Friedman2000年，p.20，1998年提出，p.154，161）。”
肯尼（1999,pp.4-5）也从更多的客观事实中找到了支持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这一观点的论据：“以莫桑比克、中国和美国为例，这几个国家在199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80美元、470美元和2.474万美元，每千个出生婴儿中的死亡率分别是145.6人、30.5人和8.6人，人民的平均期望寿命是47年、69年和76年。可以看到，论财富，中国是莫桑比克与美国人均收入差别的1.6%；而论婴儿死亡率，中国是两者差距的84%，人均期望寿命则它们差距的76%”。
另外，一个人结婚与否(Myers1996，p.510)，是有工作还是失业了（Winkelmann&Winkelmann1998），是否有宗教信仰并上教堂做礼拜（见于Veenhoven1984andKahnemanetal.1999之论快乐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快乐，至少与其互为相关。它们比起收入和金钱来，在快乐的影响程度上要重要得多。
ppp 还有，即使援引更多客观生活质量指标来考察，结论也不会有太大差异。Easterly（1999）就1960~1990年间的有关95个生活质量指标的一组公开数据（涉及教育、健康、交通状况、不平等、污染、民主和政治稳定性）进行分析，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成果。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
事实上，所有这些数据确实都显示了相同的结果，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生活质量与人均收入呈一种正比相关的关系。虽然如此，当用第一级别分析法或锁定效应法而不考虑带来的国别效应的时候，经济增长之于生活质量的正比关系就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通常也是不存在的。Easterly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得以改善，也有可能恶化，两者的几率是相等的。……在第一级别的69个差异指标当中，62%的指标都会随着时间转换而生活质量变得好转，这主要在于时间的效用，而与收入是否增长相对关系不大(Easterly1999，p.17-8)。以锁定效应法来分析，即使对于81个指标当中与收入正面相关的20个指标来讲，其中又有一半更多依赖于时间的效用。”
这些结果令人惊讶，它不能归罪于收入分配的越来越不合理（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穷人之间的分配状况在好转）。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在这方面，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研究成果。
一些反思
在对以上问题的分析、阐释和寻求解答方面，我知道我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坚信快乐是人类至为重要（也许不是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甘愿冒大不韪来做一些反思。也许，这些反思是不完善的、不成熟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未尝可知。
金钱的魅力
从社会角度看，个人之间的消费攀比最终会让大家同归于零，整体上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此外，生产得越多，消费必然也越多，而这种社会环境造成的公害效应，可能会让人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境。除非这能带来知识的进步，否则我们经济的增长将以削减福利为代价。
人们既然已经知道快乐才是终极归宿，也知道钱多无益于增加快乐，为什么还会蜂拥而上赶着要去赚大钱、发大财呢？它也许可以解释为这样几种效应：环境公害效应，收入/消费攀比效应，不良适应性认同效应（Easterlin1974），拜物教效应。某种程度上讲，想发财对于个人是合理的，因为高收入仍然可以带来快乐的边际效应，如果一个人富有，就意味拥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和名誉，而这些也是重要的快乐因子。但从社会角度看，个人之间的消费攀比最终会让大家同归于零，整体上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此外，生产得越多，消费必然也越多，而这种社会环境造成的公害效应，可能会让人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境。除非这能带来知识的进步，否则我们经济的增长将以削减福利为代价。（关于低福利增长welfare-reducinggrowth，见Ng&Ng）中国大陆在取得中等生活水平之后（解决了温饱并达到了小康水平），为人们长远的真正的快乐着想，由于这些目标所能带来的实际正面效应仍非常小，所以，为了多赚钱，而不惜像很多人那样（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公然地去牺牲那些更重要的、能带来快乐的东西，比如家庭、朋友、健康甚至安全和自由，这是不理性的。即使就个人而言，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是会做出各种不可理喻的选择呢？很大程度上，这也许应该归功于我们好敛财的本能和追求名利之心（天生的），以及商业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广告效力以及贵族影响力（后天的）。（见于Ng2000c，有更详细的解释）。
东亚快乐鸿沟解析
真正的衡量方式或许不会将增长率奉为圭臬。过度地求竞争也无助于快乐增加。另外，东亚人的教育方式以及东亚特有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对个人追求快乐造成了阻碍。但是文化的这种作用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在终极目的上，快乐是人类理性的归宿，它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
即使钱多也不再能带来快乐，也许基于道德的原因，仅仅是为了维持快乐我们也需要改善收入状况，这就是所谓的“享乐主义的踏车（用以惩治囚犯的刑具）”。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由于快乐测度本身难保万无一失，因而我们也不能十分确定鸿沟现象的存在与否。不过，在找到更坚实的证据能将此推翻之前，倒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假设，不妨姑且一听。
ppp 关于造成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许多解释都能与上述金钱追逐论挂上钩。首先，高生产高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更拥堵，污染更严重，还有更多其它形式的环境公害，尤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和工业区这些问题就更为严重，东亚的快速增长为什么没有伴之以幸福降临，个中因由，其中可窥一二。当然，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也存在，但在东亚却更为突出，肇因就在于人口的高度密集和环境保护的不到位。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真正的衡量方式或许不会将增长率奉为圭臬。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还指出，台湾境内的河流及湖泊的原产鱼并不适合食用。的确，通过污染空气和水资源来获取额外但不必要的产量，是不可取的。“在城市当中，比如在曼谷、重庆、雅加达或者上海，因为人口健康问题带来的成本负担是城市所无法承受的。在东亚的一些主要城市中，空气和水污染造成了20万未成年人的夭折，并带来了65万个支气管炎病例和每年20亿个治疗带有呼吸病症的工作日”(Walton1997)。
其次，一般都认为东亚的竞争很强。这也是其所以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过于求竞争，不仅对个人对整个社会也许都意味要对求快乐作出一种牺牲。竞争的含义之一，就是要努力超越别人。个人也许能够做到出人头地，但对于整个社会，却不能说我们的人平均都比你们强。为了要强，如果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外部回报，再多的努力都可能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因而，人们应该在能产生外部效应的领域展开竞争，比如能丰富知识，或能有益于社会。）竞争的另外一层含义，还表示对现有成绩的不满意，并希望能做得更好。这有可能迫使人们进一步追求客观上的进步，如提高生产，然而其结果难免会带来更多的不满和不快乐。
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强调知足常乐，儒家文化与前三者也存在些微相通的地方，但它更重功利。在东亚，有些地区仍信奉佛教和道教，然而它们的影响却已经日渐衰微，与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深入人心。从这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印度的收入远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快乐程度却比别人要高。
没错，一个社会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可以生存，并能让自己不裹足不前，就足矣。过度地求竞争无益于快乐增多。事实上，造成东亚太过于主观强调竞争力的原因，也许就因为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人们已经视之为客观存在了。一个具有竞争性的环境，总是眷顾那些有能力的人，反过来，这些人也会使整体环境的竞争力获得提升，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然而，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不会因为竞争的过渡受到抑制，而且还会产生多种负面效应。
再有，东亚人的教育方式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也都使他们一心想着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在正式应考制度中），因而个个骁勇善战。但是这却无益于真正地提高创新能力，也防碍了他们追求个人快乐和全民幸福。据第三次8年级学生国际科学和数学成绩的调查报告显示，东亚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台湾、南韩、日本，中国大陆除外）的学生在全球38个国家其中包括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学生中平均成绩最高（数学平均分487，最高分：新加坡604，南韩587，台湾585，香港582，日本579；科学平均分488，最高分：新加坡568，南韩549，台湾569，香港582，日本550，匈牙利552）。对此，李远哲（诺奖获得者，台北行政院院长）发表评论，认为“多数台湾学生都擅于考试，他们高中阶段的科学和数学成绩都表现不错。但是，高中一毕业，他们就精疲力竭了，等着要告老还乡了……台湾的教育体系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好奇心，造成了对学生创新的阻遏。这非常不好。”这种情况在东亚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它不仅遏制创新，也不利于人们追求快乐。
第四，东亚文化（尤其是它的教育体制）过分强调大同、秩序以及集体的利益，相应地也会造成对个人主义、自由、因而还有对快乐的漠视。当然，不能过分讲究个人自由，无节制、无限度地讲究个人自由反过来就会影响到别人的应得利益。西方社会权衡来权衡去，结果在某些方面过于注重个人主义，而东亚国家似乎又误入了一条方向相反的征途，以为那里可以通向康庄大道。造成这种重大分歧的重要原因，也许就在西方人已经对法律体系形成了依赖性，法律可以限制个人自由不会过度膨胀。这就意味着如果东亚国家也能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功效），就有可能朝着重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国家方向发展，并改善国民幸福状况。]
研究快乐的专家还指出：“……在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人们越来越认同愉悦感的价值存在……相比之下，儒家文化圈，比如中国，却倾向于避乐求苦……在中国，理想的无忧生活是一种中庸状态——既无所谓忧，也无所谓无忧”(Diener&Suh1999,pp.443-4)。远东研究人员也同样认为，儒家文化中存在一种禁欲倾向。比如“在儒家文化中……禁欲是一个重要元素”（Fu傅佩荣1989,p.51），还有“一味追求享乐是低级的，甚至是可耻的”（Lu&Shih1997，p.183；以及Fang1980，p.153.）。一个人如果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你让他/她如何能快乐起来。
禁欲倾向还体现在，东亚地区人们第一次性经历的年纪普遍都偏大（中国大陆21.9，台湾21.4，香港19，日本18.9），就全球而言，一般平均年龄是18.1岁，其中美国人年龄最低为16.4，巴西16.5。（来自上述亦提及的Durex的一项调查。）
第五，东亚文化还过分强调面子问题。面子重于真情实感，保住面子要紧。在这些地区，面子问题尽人皆知。外表重于实际，这一点从东亚的建筑风格就可窥一斑。北京的天坛从外表看上去极为壮观，可是再一看里面，却稀松平常。大多数西方教堂外表平淡无奇，可是内涵丰富，装潢极尽工巧。我父亲（生在中国，近二十年移居马来西亚）第一次来澳洲我家（租的公寓）的时候，他还想怎么这房子（砖墙面）都不装修呀。可是再一进到屋里，他才觉得原来还真是很舒服。在东亚，很多公寓楼都是浴室和厨房小，而客厅很大；在西方社会，人们管客厅叫起居室或休息室。同样的房间在东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命名，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二者文化上的差别，前者重外在观感，而后者更在乎内在舒适度。不过，对于东亚人来说，客厅那么大，多大程度是为了能延揽更多的客人，多大程度是为了外观顾全面子，还有待查证。
再比如，在考虑孩子的婚姻问题上，多数西方父母都将婚姻是否给孩子带来幸福放在首位；而东亚父母首先考虑的是两个家庭是否门当户对，以及其它的客观条件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孩子的婚姻要让自己面子上好看才行，孩子是否会过得幸福还在其次。
ppp 当然，生物学上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快乐情感。但是，这是人为的政策所更难以调解的（除非未来基因工程能得到安全应用），因此，在此没有重点强调。（刺激大脑可带来愉悦，见Ng2000b）。
虽然文化的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它们的作用不应该被夸大。有些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快乐的追求（e.g.Christopher1999），因而不同的文化会造成一种差异，但是快乐理念和快乐的终极价值在不同文化中都应该是一致的。再者，从生物学上来讲，人类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共通的。正因为此，Maslow(1970)的幸福需求层次论是普遍适用的。我还相信，在终极目的上，快乐是人类理性的归宿，它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所以有此议论。我承认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从小上的是中文学校，之后又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接受了大学教育，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即使到现在，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仍比西方文化来得更为深刻。像我现在读的书，多半仍是非经济类的中文书籍和杂志，听音乐多数也是听国语音乐。我中文的读写速度是英文的两倍。还有，我几乎天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能清楚地记得，大约在6岁左右，我就已经确确实实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了。
ppp 有些专家过度夸大了文化的影响作用。比如，Lu&Shih(1997，p.181/2)就说“在中文里面以前就没有快乐这个词，它是近来才有的”，这就暗示对中国人来说，快乐是一个最近才引进的外来概念。这肯定在误导。快乐作为一个现代中文短语最近才出现，或许是事实。但是，作为古代词汇，在中文当中无论是“快”还是“乐”都由来已久。比如，“乐”就古已有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不思蜀”，其中就清晰地表达了快乐的意思。我认为，先贤们一旦发明了快乐的概念，即使不能在此之前，此后它也是可以跨越年代、跨越文化普遍适用的。
可行性方案
如果个人消费不再能给社会增加快乐，那么提高公共投入，即使在金钱上会有损失，但却不会付出快乐代价。因为快乐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金钱不是。成本/效益分析最终应该以快乐（相当于福利）为准则。
人们对快乐的研究还很不够，而快乐本身又意义重大，兼之之前得出的结论表明提高收入或加大消费能带来更多快乐是错误的，这些都意味着要深入研究就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如何来衡量快乐才能使出来的结果更可靠，更具有可比性？东亚快乐鸿沟真地存在吗？生于东亚但生活在西方的人们也不快乐吗？怎样能让人们更快乐？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相关研究却远远没跟上。环境保护、公众健康、教育、研究等等那些公共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政府有必要增加公共投入(Ng2000b)。
没错，公共开支一多，高浪费低效率问题就会随之出现。但是，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对私人消费膨胀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私人消费过度会导致总体低效，它不仅会造成社会公共危害；而且会削弱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还会产生适应性效应，这一点也被大大地忽视掉了；而社会宣传效应会让人们失去理性并最终导向拜物教。另外，公共基金越多好处越多，但它毕竟又是一笔负担，这也是一个事实。不过，经济学家们未免高估了这笔成本，这种判断源于以下几点：1、经济学家强调增加公共开支会造成赋税过重，却没看到这笔账绝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抵销，因为公共开支会产生一种超额负担的负得效应（negativeexcessburden）；2、过度生产和消费会带来社会公害效应和攀比消费效应，免税会产生钻石效应，而这些无法估算；3、大家还未能认识到，在非贫困国家，消费再多也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快乐，而且还会使公共投入这笔快乐成本付之东流。
公共开支带来超额负担的负得效应这一观点，由Kaplow(1996)和Ng(2000a)在不同时间分别都做了重点阐述。简单来说，假定一种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利益（benefitofapublicgood）与纳税人收入水平成某种比例关系，那么，它也就有可能与收入税额互成比例（或水涨船高），而不会产生任何消极效应（disincentiveeffects）。按比例抽取个人所得税本身也许会使征税对象积极性丧失。但是，将税金用于公共事业之后，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假设每100块钱征20块钱的税，难道人们不会去积极地再多挣一点，而是要守住这100块钱不少一分不成？当然，如果人们的这些税金都被扔进太平洋了，他们可能就真地会这么想。不过，通常用于公益的这笔钱总是比人们想的要少而不是多（否则公共开支会不足）。假如将税金用来保护知识产权，它所产生的效益与人们收入水平大致呈比例关系，这样一来，或许每个人就有更高的积极性去挣那笔得到保护的80块钱，而不是去守着那笔没有保护的100块钱。
更重要的是，如果个人消费不再能给社会增加快乐，那么提高公共投入，即使在金钱上会有损失，但却不会付出快乐代价。因为快乐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金钱不是。成本/效益分析最终应该以快乐（相当于福利）为准则。（详见Ng2001。其中有一结论令人意外，公共工程所产生的效益不能以其直接利润为准，而应该高于这个数字）。
ppp 尽管高收入不能提升快乐度，我仍然相信经济增长是有益无害的。不过，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取消私人攀比消费，更多地是要在那些能切实改善我们福利的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等等。
ppp 要让人们快乐起来，还意味着必须让所有个人和社会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让大家都知道健康、亲友和精神满足远比金钱重要得多。尤其是东亚的部分发达地区，有必要对东亚快乐鸿沟做出更多的反思。要意识到不理性的敛财本性带来的是种种错觉；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为漫天的商业广告所动；别老想着去与人争；把这种争强好胜的本能压一压，多去想一想怎样为社会做贡献；少挣点钱，这样可以多去享受享受生活。如果能做到这些，东亚的快乐指数不仅会提高，而且若能缓解并重新纠正目前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对改善全球环境都是一个福音。
然而，在东亚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那里多数人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经济发展仍然能让人们欣喜欢跃。由于这些地区纯粹就是要经济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西部地区，或许亚洲开发银行ADB及有关机构应该对它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即使对东亚稍微发达的地区来讲，ADB和这些相关机构也仍然可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要它们再多关心关心公共快乐问题，比如公共健康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总而言之，只要是能在整体上带来科技和知识的进步的，都应给予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