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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靠了什么?

 

张 军

 

韩国高校两个多月的寒假一般开始于12月中旬,这意味着我在韩国庆北大学经济通商学院的教学工作即将进入最后的复习迎考阶段。在这最后的几周时间里,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为全院的教师(也对研究生开放)举行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特别系列讲座,理由大概两条:第一,作为该院特聘的第一位中国的经济学教授,亲自讲解中国经济发展,原汁原味,机会是很难得的。第二,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之惊人让很多人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的确,在韩国工作几个月之后,我已发现,这里的大多数韩国的经济学教授对中国经济虽具有职业的好奇心,但知之甚少。

而我则干脆把这个机会理解为我的告别演说。在学院张贴的广告里,我一口气给出四个英文题目,其中文翻译应该是:中国的市场过渡:为什么与众不同?中国奇迹:增长率为什么这么高?作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中国的贸易模式和FDI。划分中国:为什么地区的差别在增长?根据商定的时间表,前两次演讲安排在11月的最后10天,而将后两次安排在12月上旬进行。

11月21日和昨天(29日),我分别做了关于中国转型方式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头两场报告,得到出人意料的反响,自然因为我讲的内容来自于我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因而驾轻就熟。另外,也得益于我那近乎母语的英语优势。根据这么多年我在国外的观察,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英语的生疏往往是演讲中最大的绊脚石。

昨天的演讲中,我一开头便说,要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先抛弃两个“谬误”:一个谬误来自中国经济的外行,一个来自中国经济的内行。外行的谬误是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经济,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有6-7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内行的谬误是不相信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竟有那么的重要。

先来说来自外行的这个谬误。没错,中国有65%的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个所谓的国情,但是如果因此而相信中国经济还依就是一个农业经济,那就错了。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依赖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基于制造业而不是农业的经济了。现在,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与新加坡和韩国当年不相上下。而农业所提供的GDP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意味着,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制造业部门中。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制造业的扩张。

只有理解了这个特征,才能懂得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一直那么重要了。20年来,是高水平的投资支撑着制造业的扩张。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类似,从总量上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来计算,投资率由80年代初的20%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35%左右。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购置两项又占绝对的份额,说明了工业和制造业经济扩张中的绝对重要地位。

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注重的一点是,在改革以后的15年的时间里,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基本上是在中国的经济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具有两个可以识别的特征,一是资本和就业在部门间的转移,二是资本和就业在地区间的转移,而这两个转移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快速扩张是资源在部门间转移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的制造业也因此而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个部门间转移的过程几乎同时又表现为地区间的转移过程。绝大多数新兴的制造业部门迅速地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和集聚,这个现象很像甚至干脆就是经济地理学上所描述的那个所谓工业的集聚

20年来,环渤海湾地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区因为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最具活力的地区。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只有美国曾出现过经济增长的这个独特的地理现象。显而易见,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是依赖了高速扩张的制造业,而且是依托了能产生显著集聚效应的制造业在地理上的多极化态势。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点是,在制造业的高速扩张过程中,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很多研究文献里,贸易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常常被严重地低估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内行的谬误”。这个谬误的产生导源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的“净出口”项目。“净出口”是出口与进口的差,等于贸易的余额。这个余额在总体上只占中国GDP的1-2%,因此,要核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那么净出口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在经济出现贸易逆差时还会在实际上降低GDP的增长率。

因为这个道理,大多数研究都一致地认为,在中国所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贸易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有的研究结论甚至是,在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中,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拉动的。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之后,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向性的判断事实上已成为共识。因为总消费和总投资占了中国GDP的90%,就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内需而推动,似乎该是一个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个常识却可能导致一个谬误。

应该不难想象,消费、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言,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其他部门的贡献往往可能更大一些。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在没能确认出口对构成GDP的其它支出项目的影响力度之前就简单地从GDP的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然就等于忽略了出口对其它支出项目的间接贡献的大小。因此,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有会严重低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嫌疑的。正确的估计方法之一是,要首先估计出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影响,然后再去估计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小。而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真正去做研究了。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而且开始有人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重新估计出中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份额。例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2)最近的研究就是先估计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积极影响,之后再对出口增长可以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大小进行估计。他们的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出口增长10%就可以拉动1%的GDP增长率。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出口和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但新的结论似乎跟我们的直觉更贴近了一些。

其实,简单的经验会提醒我们,这几年,没有出口保持的15%-20%的高速增长率,中国的经济增长要被拖下2个百分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再从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来看,出口扩张和外资的流入显然已经成为经济持续高走的最重要的拉力了。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一个外资之迷:为什么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增长这般的重要?事实是,在中国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已占半壁江山,而推动出口增长的力量当中,外资企业最为强劲。

 

 

2002/11/30日于韩国庆北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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