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飞以来，每年平均以8-9%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走进中国经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局面却并不象它的经济增长那样的耀眼，相反，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总体上却每况愈下，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非常不协调的局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它也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可以从两个重点有所不同的角度来展开。第一，可以把这个话题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的考察上面，也就是说，既然中国的企业表现不佳，或者说微观经济层面长期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何以能表现甚佳？第二个角度是，既然2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却一直表现不好？或者说，经济起飞了，企业却没有起飞呢？我曾经有一篇文章着重解释了前一个问题，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了什么？”因此，今天我的演讲想从第二个角度展开。
为了理解今天我的这个演讲的题目，我们有必要先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经济增长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我想，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懂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式的关系，因为，企业普遍表现不佳的经济一般是不可能有高速增长的，至少不可能使增长维持下去。反过来，如果经济长期表现不佳，不能保持增长的话，那么企业的经营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关于企业的表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子，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最近的媒体的报道。近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上可以听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企业的生产率的改善，特别是得益于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的企业的经营绩效。如果美国的那些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显著改善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就有了保障。同样，如果企业遇到了麻烦，要裁员、减薪，或者压缩投资和库存，经济的增长马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企业的绩效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对企业的绩效与经济的整体表现之间的这个关系表示认同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就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与中国企业的绩效表现所形成的剧烈反差表示困惑：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并没有造就出许多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在这样的微观经济基础看起来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又何以能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呢？
我想啊，解开这个困惑的一个可能的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主要不是靠了中国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了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这个解释实际上也是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了什么？”中提出来的。的确，这些年来，相对于GDP的增长，投资在以更快的速率在增长。去年，投资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那么，投资都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绝大多数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和新建扩建生产能力去了，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去“铺摊子”了：总的数量扩大了，但个量没有变得更有生产力。
就外资来说，这些年的流入规模越来越大，去年高达500亿美金。外资在中国的生产从汽车、电子到服装、拖鞋，几乎分布在各行各业。现在中国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国GDP的50%，而其中一大半的贡献实际上是外资企业做的贡献。如果我们具体到象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大经济增长中心地区的话，那么，可以说，外资或者外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源泉。
但是我说过，这不是我今天的演讲所要重点解释的问题。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能保持20年高速增长记录的大国经济里，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体上还没有“起飞”？不错，我们现在有了象海尔、联想和希望这样的著名大企业，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而言，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至今还没有起飞，真正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凤毛麟角。远的不说，回顾一下我们身边的亚洲经济，比如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的经济（其实，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有与其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的许多著名企业），我们都发现，经济的成长伴随着的是企业的成长。或反过来说，企业的成长推动了经济的成长。事实上，我们是通过认识那些著名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来认识这些经济的发展进程的。对于日本和韩国的著名企业，不用我提起，我们都耳熟能详。我只想在这里提一下印度的例子。
虽然从规模上讲，印度的经济只有中国的一半，但是这些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记录，有6 %的增长率。而进一步看，印度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逐步壮大了它的企业，它今天实际上拥有大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黄亚声教授提供的资料，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是四川的四兄弟创办的希望集团，1999年，希望集团的年销售额约为6亿美圆；而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塔塔集团(Tata Group)，在1995年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了72亿美金，仅茶叶这一项，每年的销售额就有1.6亿美金。在制药行业，印度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兰巴可西公司(Ranbaxy)，在1995年的年销售额为22亿7千万美金，而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药品市场三倍于印度，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三九集团的年销售额仅有6.7亿美金。
即使我们撇开中国的希望集团或者三九集团比印度的对应企业在规模上还有较大差距这个事实不谈，我们也会发现，在中国，象海尔、联想、希望这样的企业也还是少之又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条件下，中国自己的企业到底在干些什么呢？为什么20年来我们没有象日本和韩国当年那样能够在经济增长中成长出大量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呢？
我想，无论我们对企业规模大小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只要企业的规模不是人为地整合出来的，而是市场扩张的结果的话，那么企业规模的差别就应该理解为竞争力的差别。虽然大的企业不一定有效率，但只有有效率、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可能从小企业成长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有人说，我们当前不是没有世界级的大企业。是的，我们的确有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集团，但是，这些企业集团主要集中在石化和天然气行业，由于盘踞国内的垄断地位，所以，尽管其年销售额足以让它们进入500强，但它们显然并不具有国际的竞争力。因此，我们实际上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出口基地（或者世界工厂）不断地向世界输出产品，为什么却没有“输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呢？
就现在而言，在中国的企业，主要有三大类型，首先是经过改革和改造了的约一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已经是国家控股公司）；其次是数量上巨大的中小型非国有制企业或者可以简单地称作“民营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原来的乡镇企业中转制过来的）；最后是大约4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港澳资本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小型加工企业。在国有企业部门，除了集中在钢铁、能源和化工等少数行业的特大型企业因为垄断或者受到政府对市场的保护等原因之外，大多数在竞争性生产领域的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失去了活力，也不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因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应该通过讨论后两类企业（即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加以回答。
这两类企业在产权的性质和企业规模上都十分相似，只是它们的“国民身份”是不同的，一类是本土的民营企业，一类是所谓“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经济目前最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部门。有意思的是，拥有这么大数量和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发展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过去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在的东亚“四小虎”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度，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我们该怎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我想，在东亚经济发展的早期，东亚经济的外资流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上的（不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另一个原因），就是说，在东亚本地没有形成需要离岸生产的“发达经济”。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的外资规模虽然巨大（占到了当年流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资总量的一半），但是，从地理分布上看的话，这些外资的主要流出地还是集中在东亚地区，或者说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那些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领先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体上面。除了香港和台湾之外，就主要是日本和韩国了。东亚这些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国作为出口的基地或者出口产品的离岸制造中心，因为在中国的制造拥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不仅劳动力极其便宜，而且地理上的物流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则可能更看中的主要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汽车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一步，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更多的是会关注和投资于中国正在开放了的金融和服务业方面，而日本、韩国以及港台资本则继续在制造业追加投资。
这样的外资格局基本上是，港台、日本和韩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企业主要制造劳动密集的产品（包括电子和电器的低端产品）及其出口，而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产品则主要有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组建的合资企业主导并占领着国内的市场。过去，由于政策的原因，本土的民营企业长期以来受到了国家的种种限制而步履艰难，外资企业却享受了很多优惠的条件而发展迅速。在外资的这种格局下，本土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来也似乎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当然，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并不是本土企业不能长大的决定性因素。毕竟，对于绝大多数本土小企业来说，生存环境总是有利于现有的大企业的。因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弱小的本土企业在这个经济里有没有可以长大成强的制度。
我想，这个制度如果有的话，就应该是金融制度，因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性这个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法宝。如果我们分析大多数作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成长经历和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本土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是离不开金融制度，特别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帮助的。应该说，帮助或者支持而不是限制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壮大事实上也是金融制度的本原的和最重要的功能。几乎可以视为一个规律的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成功的和今天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几乎都是从本土民间企业成长过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本土企业都是个人创办或家族创办的小规模企业。从理论上讲，与官办的大企业不同，这样的民间企业具备了追求效率的几乎所有的优点，同时，这样的企业还是典型的“企业家的企业”。但仍然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早期这样的企业能够成长为今天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有人会说，因为这样的本土家族企业有效率，因此它们可以积累更多的利润来发展企业。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还要等上几个世纪才能等出这世界500强呢！
在我看来，早期那些本土的和弱小的家族企业能做强做大，主要还是依赖了已经存在的资本市场的作用。可以这么说，这些本土弱小企业能够成为今天的500强，与其说是企业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资本市场的成功。就融资的功能来讲，资本市场的功能也许并不是那么得独一无二的，因为银行的功能是可以取代它的。但是，在历史上，资本市场与银行之所以能够共存而不是相互替代对方，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市场的存在给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筹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为那些有活力的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快车道。因为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率的企业才有可能容易地去“消灭”那些没有效率但有投资价值的现有的企业（所谓优胜劣汰）。这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的存在给这个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整合功能。所以，如果说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帮助企业的话，那么这种帮助就应该表现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能够进行资产重组或企业所有权的变更的能力和机会上面。
在西方，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并购可以在瞬间完成，不仅如此，而且这种并购活动的发生也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和隔阻。因此，资本市场的存在使企业的重组和企业间的并购成为十分容易的事情，而正是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优势为有效率的企业的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却受到政策的严厉限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还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的规模方面，或者仅仅集中在筹资功能方面，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或者企业的并购没有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加以理解，结果，尽管允许了资本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但资本的所有权却人为地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流动。
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是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缺陷的，主要是指缺乏活力和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被鼓励和支持在资本市场上优先获得融资的权利，而大量有活力的本土民营企业却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较少被人指出的、甚至是更为致命的缺陷其实应该是资本所有权的不能流动性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资本所有权不许流通，大规模的和经常性的企业产权交易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营企业不能顺利进入做强做大的快车道。今天，我们都谈论所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离开了资本市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单个企业自身的修行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形成的。就算企业有了自主研发和专利技术，但要迅速地在市场上成长壮大，没有资本市场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抓住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和资本运作的结果。
中国在企业改革的政策上始终保护着国有企业。资本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也在试图拯救国有企业。本土民营企业虽然在企业的经营体制上比国有企业有优势，更有效率，但是却被挡在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之外，只能靠非正规的融资和自身的积累艰难爬行。本来，大多数生产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已不再为社会经济创造着什么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却可能具有战略投资的价值。如果我们本土的民营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资本的所有权能够流通起来的话，我想，我们的大量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是可以幸运地登上企业做大做强的快车到的。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会顺利地多、成功得多。但是，由于歧视民营企业，限制资本所有权的流通和交易，不仅连累了整个资本市场，而且使得我们的企业转型至今没有走上良性的轨道。
也许在座的很多人都会说，从根本上讲，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还得靠一个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起飞”和壮大，问题主要出在企业家身上。这几乎是一个共识。的确，企业家对企业的成功和做大做强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只有好的制度，才会有好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我曾经在《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这本书里专门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保护输家，而不是支持赢家的话，那么企业家就不愿意去办企业。如果我们的人事制度不保护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支持企业家的开拓进取，我们的企业家就不愿意去做大做强企业。如果我们今天的资本市场更有效率，资本的所有权可以流通起来，我想我们本土的很多很多的民营企业会比现在做得更强更大，那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就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