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在5月29日满月之际首次在北京举行记者见面会，温文而雅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见面会上说，“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抓两头，带中间。”他这里所说的“抓两头”，被解释为抓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至于“带中间”，则显然是指其他所有制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了，强大了，但是我们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却始终不尽人意。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协调的是银行和金融部门的严重低效率。高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固定僵化的管理审批体制、单一和几乎垄断的金融服务，缺乏竞争力的管理体制和组织，落后的技术和人才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短时期内、而是银行部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下长期累积起来的结果。而在一个开放的金融环境和明智的金融政策下，这些已经累积起来的问题必然使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制隐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条件下，一国金融和银行部门的健康与否对整个经济的未来发展格外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化解和防范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实际上就是要在体制上重组银行部门，
可以说，没有人怀疑中国金融部门的这些问题都根源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下内生出来的政府的发展倾向。的确，当经济发展和增长被置于政府工作的首要地位时，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就难以遵循商业原则和市场准则。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银行今天面临的体制性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实际上，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历相似，中国的银行部门也是在执行政府赶超发展计划和政策的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缺乏一个银行部门本来应该具有的独立性和商业性。它只是受政府命令和管理的一个类似其他行政部门的一个部门而已。这个“出身”是今天我们银行部门所面临的改革的起点。而因为这个出身，它的转型也就显得格外的艰难，因为改变“出身”涉及到整个经济布局和体制结构的诸多方面。但是，在很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可借鉴的经验分析之后，改革和重组银行部门的体制、化解金融风险并显著提高银行部门的竞争力已经发展成为我们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银行部门现在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进行体制性变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和完成改革任务的问题。
银监会的成立表明了中国政府致力于化解和规范银行部门的风险与市场管制的承诺。银监会监管着全国金融资产的85%， 监管的主要对象是4大国有商业银行、3大政策性银行、4家资产管理公司、11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110家城市商业银行、449家城市信用社、35500家农村信用社、1家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在中国的外资银行等。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中国银行部门现在隐藏着的风险以及风险的生成机制来自于银行执行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依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化解和防范银行部门的金融风险的根本要领是要在更开放的金融市场的环境中培育出更加独立的银行和更有效率的企业部门、发展出银行与商界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银企”关系来。而对银监会来说，防范和规范银行部门的风险与行为固然是重要的，但鼓励和培育出产权独立和约束严厉的银行与企业部门则更根本。但后者需要勇气和决心。
不用说，对政府而言，鼓励和培育出产权独立和约束严厉的银行与企业部门需要勇气和决心。但不是不可成功。韩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在1998年经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之后，政府大刀阔斧地对银行部门进行了体制的变革，终止了大银行财团的垄断地位，并通过大胆破产与重组其企业部门割断了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银企关系。在政府场面清除银行坏帐的同时，改革了政府对银行部门的准入管制，鼓励了新兴的和民间银行的进入与竞争，一个健康的银行部门取代了原来低效率、高风险和体制僵硬的银行部门，为韩国这几年的经济健康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基于同样的逻辑和理由，我们希望银监会的成立能在推动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和重组方面有所作为，把防范和化解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与鼓励或引导金融体制变革结合起来，只有推动了体制的创新，实现金融稳定与发展、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才不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