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尽管我们具备了持续增长的要素，但这些年来的情况表明，实现7-8%的增长率也并不容易。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的增长要求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支持进一步的增长。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或规则来规制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经济的增长迟早是会跌下来的。例如，如果没有一个公正合理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来分配增长的果实，如果大量的投资者没能够依赖合理的产权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收益和收益的安全，进一步的增长就会失去持续的动力，这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了，即使是7-8%，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算是很快的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现有的制度和规则是否在创造着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譬如说，在现在的法律和制度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是否在吸引着更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呢？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GDP在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却发现更快增长的却是公众的储蓄。2002年，中国的GDP增加了6460亿元，但当年的储蓄却增加了3。9万亿元。是什么道理，增长的果实没有更多地再变成直接推动更快增长的资本而是大量存入银行了呢？
眼下资本市场的情况，更让人困惑。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这几年持续下降。2000年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筹资为2103亿元，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下降到1252和962亿元。今年上半年仅为350亿元。即使是1000亿元，也不到GDP的1%。而企业债券更是微不足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反，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在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中的份额已高达97. 8%（上海金融报，2003年10月4日）。资本市场的萎缩以及储蓄的过度增长，根本上反映了“资本”的不足。考虑到中国国民储蓄率高达40%这样一个事实，资本的不足显然暴露了我们金融体制上一直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我看来，储蓄的过度增长和资本的不足是私产制度发展不够的一个反映。资本是什么？存在银行里的储蓄还不能算作资本，资本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合理回报的能力。新制度经济学发现，这个能力是与私人产权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干脆就是私人产权本身。有了这个私产制度，才会有投资人和企业家，因而才会有资本的形成。金融体制的效率就取决于它能否为资本形成和投资人/企业家精神的增长提供了便利。
当然，如果我们把中国金融制度上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我相信中国还会增长很多年。中国有足够大的产品市场。只要有政府在产品市场上的投资，即使市场规则乱一些，或者干脆没有规则，经济还能有增长，因为产品市场上有“汗水”的投入就能增长。但是，从长远来说，政府直接投资和政府借助银行中介的投资不仅难以有效率，而且往往蕴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因为政府缺乏信息来筛选到好的投资项目。我们现在银行积累起这么庞大的不良资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亚洲，很多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都产生同样的金融风险。没有一个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难以形成有效率的资本，经济增长要维持长期和高效，是比较难的。
尽管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来发展现代的金融部门和金融的制度，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与早期我们发展产品市场的情况不一样，私产制度发展不足在今天可能已经成为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了，而这个问题在今天比在10年前更容易看得清楚。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资本的增长。与产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因为与产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看到的不是现成的和可以触摸的产品，而是企业或企业家对未来回报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当然是有风险的。因此，资本市场才需要复杂的合约制度，需要严密的监管体制，需要公开化和透明的商业伦理和政治哲学，更需要执行良好的法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够持续造就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制度环境。
因此，对于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的转型，法律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的法律建设进步不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资本所有权的发展和金融的转型，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我们要以多快的速度来造法和想象出多少周全和完备的法律条文，而在于对法律的执行在多大程度上为投资人/企业家的增长提供保护与可依赖的支持。法律如何保护私产以及资本所有权，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不能再回避的话题了。
7月24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比较了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值得我们的关注。文章说，印度的国民储蓄率是27%，为中国的一半，印度10年来所吸引的外资尚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过去10年却实现了平均6%的增长率（挤出水分的中国的增长率为7%）。文章说：“印度缺乏现代经济的硬件，但比中国有更多现代经济的软件---法庭和金融制度等。”的确，印度有大量有效率的和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部分因为资本市场不发展而难以做强做大。中国的增长固然快于印度，但如果中国有比较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话，我想，中国的增长会更快、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