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两次的文章中想反复说明的论点是，尽管中国有40%的国民储蓄率，但它的资本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却是严重不足的。当然了，资本发展的不足在经济增长上有许多可观察的特征，如资本市场规模极其狭小，企业过度负债，企业家的企业成长缓慢，过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贸易或国外的市场需求等。不过，为什么这些特征可以视为资本发展不足的结果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回答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显得那么重要这个问题来给出一个答案。
三年前，《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质问中国为什么要吸引这么多的“外资”？最近，这个话题再次被人们议论和思考。的确，中国每年在吸收500-600亿美圆的直接投资项目。去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外资接纳国。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增长正在更多地依赖外商直接的投资项目。正因为这样，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
一般而言，外资的流入可以简单地用中国所拥有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解释。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外资在中国的办厂更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鼓励。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如此需要外商投资项目？因此，我们真正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外资愿意在中国办厂生产，而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希望外资在中国办厂？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逻辑思考下去，那么答案只能是，在我们的经济里面除了政府本身之外缺少办厂的人。比如说，如果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可以与耐克鞋的生产商自由签约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必然出现外商直接投资的耐克生产基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观察到的就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缔约方式，有的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有的是供货和加工合约，有的是技术的合作，也有的可能是战略联盟。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希望外资直接在中国办厂生产，在他们看来，招商引资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诀窍和捷径，因为招商引资既解决了投资的项目、还带来了市场、技术、产品以及管理等一系列我们需要而又可以不动脑筋的东西。总之，招商引资就是招进了“企业家精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外资在中国的超常增长就反映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的供给不足。而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企业家，而是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还没有得到“解放”：企业家还不能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或喜欢做的事情。他们还需要请示或得到“上级”的批准，还需要有“上级”的支持。他们还会因为请示不够或对“上级”不恭而“犯错误”。在这样的家长制体制里面，企业家这样的“生产力”尚未真正解放出来。我始终不太明白的是，企业家为什么也“犯错误”？除了市场，还能有谁有能力来裁定企业家的“错误”？
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标志是提高人均的GDP或者人均的实际收入。这就要求收入总量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总收入的增长除了需要投入本身的数量增长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不断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当然了，经济的增长需要金钱投入的增长，但是，金钱投入本身并不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必须要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能更有效地使用这些金钱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后者被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他们的这种能力就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能创造资本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是创办企业、开发产品、引入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些“新的综合”的东西。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个人能力，因而它自然是被个人所有的东西，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分享。而因为企业家精神创造着能产生更多财富的“资本”，因而尊重和鼓励企业家个人的这个创造性的能力和热情的最重要方法就是去尊重和保护资本。只有资本的所有权得到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的生产力才能得到保护和鼓励。
20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可以主要归功于对私人产权的默认。例如，在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方面，生产合约（承包合同）的出现和推广可以理解为对私人产权的某种程度的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的鼓励可以看成对私人产权的局部尊重。由于在事实上对私人产权和资本所有权有某种程度的默认与保护，企业家精神和生产力得到了鼓励与增长。这是我们在25年的经济改革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与经验事实。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缺乏对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合法保护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体制制约，在默认私人产权的体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朗：经济增长越来越缺乏效率、资金浪费越来越严重、企业越来越缺乏创新动力、资本市场越来越难以发展，外资变得越来越重要，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对私人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该从局部的默认走向全面的合法化。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25年来社会变化和财富变化的需要。因此，在法律上完成尊重私人产权与保护私人产权的这个体制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又一次重要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