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0周年庆典的日子，我在美国为天则所祝福着。我自己也曾经为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参与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走红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程。应该讲，即使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其他学科难以相提并论的。几乎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播种的是那些容易被中国学人当成自己本土的东西，因而它看上去已经刻入了相当一批年轻中国经济学人的心灵。
这当然而且的确是好事了。因为制度对于我们的意义其实非西方经济学家所能想象。这些日子，因为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一场关于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的讨论在大江南北悄然兴起，彼此呼应。在北京，《证券周刊》这段时间在连续不断地推出“”的大讨论，而在上海，《上海证券报》也在围绕一个读者的来信而开展着“”的书面讨论。就在前天，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一场学者与业内人士面对面的研讨会在浦东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我因为赶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食物中毒而未能参加这场讨论会。早几天，我在《经济日报》上读到成思危先生的文章，对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做了九个方面的概括。按照我们传统的并且通常的思维方式，在动手去解决这九个方面的问题之后，中国的股市大概就该相当迷人了吧。
我们习惯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始终不能给我们更高层次上找到我们正确的问题，因而在学术上不能引导我们进步。这样的讨论自然也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从来都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一个相当于中学生水平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并不需要较高的智商，更不需要集中这么多聪明的人进行集体的“攻关”。在我看来，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我们也许应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产品市场比股市成功得多？
我一直在玩味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让我快乐不已，是因为对中国的增长观察在不断挑战着我自己的专业训练和能力。当我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时，我发现我几乎可以不需要使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装备。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一个简单得多的市场或者市场化过程就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这个简单的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差不多20年前，我们不知道“制度”是什么，更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诺思意义上的制度结构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就只是把原来管住的产品市场给放开了，仅此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高速的工业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到今天为止，那些试图解释中国增长的大多数研究看到的也就是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的正面效应而已。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制度的含义以及什么是好的（有效的）制度。但是，不管现在我们怎样去解释已经发生的那一段改革的历程，我们都不能否认产品市场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产品市场的放开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可能再也没有比这个能更简单的改革政策了。要说这里面一定涉及了许多制度的问题未免滥用了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或者已有生吞活剥之嫌了。即使我们说产品市场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市场制度，但是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市场了—肯定还没有。我们所说的复杂的市场，可能是指交易需要签定合约以及对合约的履行等（所有这些在新制度经济学里都说得非常详细了）。无论如何，我们有了相当发展了的产品市场，它依然是相当简单的市场，但它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简单的产品市场导致了经济增长？因为简单的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率的市场是古典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许多的买者和大量的卖者，没有人可以定价，自由的进出。这样的市场不需要复杂的管制条款和烦琐的合约结构。而这样的市场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