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些类似，最近20余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教育似乎经历了西方经济学某种“浓缩”的发展路径。虽然时间不长，但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和继往开来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和教育粗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浓缩”的发展路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内主要大学的经济系（政治经济系）恢复了教学和科研活动。在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导课堂的同时，一些学校也开始了西方经济学基础的教学。在这个时期，课堂上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以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课程，承担教学并撰写这些课程教材的教师主要是早期留学西方或者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是国内成立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重要骨干和重要参与者。现在，这一辈学者都已高龄，不少著名学者也已仙逝。
随后，我们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开放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学教学体系和课程的改革与开放。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则是“福特班”的创办，以及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的执行。后者的“遗产”之一就是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形成的财经院校的“核心课程表”，这个课程表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由于种种原因，该课程表最终未能在教育部系统里得到大力贯彻和执行，不过，其核心思想还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参与这个课程表开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主要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教育者。“福特班”虽然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却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当时，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来福特班执教，这个“黄埔军校”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
在这里，我想提及的还有另一个经济学教育的“特区”，它就是并不为人所知的现代经济学的“海运班”。根据我的记忆，这个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海运学院举办的经济学培训班，规模比福特班小得多，名气也更小。学员皆为海运学院的学生，我是当时“非法”旁听这个班的少数几个校外学生。授课教授均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来这个班的几乎是全部学生都去了英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最后，我们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10年建设期。这个1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规范化的最重要时期。能够列入这10年“大事记”至少可以包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上海三联书店《当代经济学文库》的推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译丛》的推出以及1954年创刊的《经济研究》杂志的成功转型。这些事件在这个阶段先后发生，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我看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经济研究方面，而在于经济学的教育方面，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高校经济学教学体系和制度的低效率均衡状态，而且它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和人才引进工程的无形的“靶子”。
构建“标准经济系”
近几年来，随着大批在欧美执教的内地经济学学子开始回国短期和长期工作，经济学教育的新一轮变化已经开始发生。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岗位的设立以及教育部去年推出的长江特聘教授和特聘讲座教授席位以后，经济学教育在不少重点院校进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短期内，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济学基础课程训练的强化。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迎接海外经济学兵团的“回流”，如何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以及现有的体制和教育方式应该怎样变革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潮流。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对于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革，我们不妨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中找到依据。可以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训练有素的海外兵团的回流浪潮仍将加快，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师队伍的结构势必发生持续而显著的变化。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海外兵团（尤其是欧美、日本和澳洲）不断充实到主导中国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育队伍的现象也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学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可谓水到渠成。
由于上述的变化潮流和趋势，中国主要大学培养经济学人才的结构和方式将发生彻底的变革。本科生水平的经济学基础教育和MBA或商业管理硕士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有相应的教育能力。但中国可能越来越不需要“生产”现在这么多的经济学博士，因为世界上优秀的大学每年都在为中国输送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
我们自己只要培养一小部分经济学的博士（精英式培养），或者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培养经济学博士。我们大力发展经济学的本科教育也是为了向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输送经济学的未来人才（不可否认，中国确实拥有大规模的优秀本科大学生）。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生产”经济学博士的国际分工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已经开始并将加速。这意味着，很多大学会发现，它们将越来越难为自己培养的经济学研究生找到就业出路。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学院缩小或部分并归到商学院中，这并不难，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院更像商学院。
眼下，为了更好地迎接和对接经济学培养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循环，在一些学校的帮助和赞助商的援助下，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开始在传统的经济学院之外探索“小班化分流”和精英教育了。我们应该把这个现象理解为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创建）“标准经济系”的努力——从优秀的本科生中遴选出少数学生组成小班，接受现代经济学的正规训练，打下扎实的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基础。国内有条件的博士项目当然可以鼓励（包括资助）极少数学生在国内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但大多数这样的学生将被输送并纳入培养经济学博士的国际分工和大循环中。既为国际大循环，这意味着他们学成归来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力军。未来数十年，为了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能跻身国际领先水平，迎接这个“国际循环”将是明智之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