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司今天为什么想到美国投资？这该是一个好问题。在英文世界里，所谓“好问题”常常是没有现成答案、但却是能引起更多思考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队伍里，如果有人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脱口而出地回答，这些公司一定发疯了。当中国的工厂员工的工资还只是美国员工的1/30的时候，在现成的经济学里面怎么也找不到理由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的企业为什么现在就想跑到美国去投资。
在正统的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发疯的企业当然包括了著名的“海尔”。但不只是海尔。我记得前几天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中国袜子大王、浙江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告诉记者，他决定在美国开设袜业工厂，目的是通过海外建厂成为“世界袜王”。中国新闻社刚刚发布的2004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中把“中国企业海外大并购”列入其中，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前天晚上，《解放日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就是希望我能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现象做些点评。其实，早在两周前，为了纪念海尔成立20周年和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山东的《招商周刊》编辑部的朋友就飞来上海找我，说海尔点名要我对海尔的海外投资战略发表一些看法。因为自己特别的忙，上周又去了东京的早稻田参加活动，对海尔的评论也就拖延下来了，但在日本我也始终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日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离岸生产”的。但是，日圆1985年升值之后，特别是日本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大规模的海外生产才开始获得持续快速的增长。根据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的研究，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和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国内进口需求急剧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从1990年的521亿美圆迅速扩大到1994年1208亿美圆。日本对外部门迅速增加的贸易盈余而产生的不平衡给日圆进一步升值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是1992年以后日本的海外投资和离岸生产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日本的出口一半以上是30多个大型企业的产品，而当这些企业通过进一步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来对冲日圆升值影响的机会几乎不复存在的时候，它们选择了海外投资和离岸生产。到了1995年，日本的海外生产的总值首次超出了它的出口额。
对照日本企业的经历，中国发生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理由和选择的逻辑条件还根本不充分。中国虽然也积累起了大量的外汇盈余，但在国际收支上这些盈余还主要是由持续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外商直接投资替换了中国的进口，所以，这些来自资本项目的盈余其实应该理解为标准的贸易部门的赤字。道理很简单，中国本来是需要大量的进口来武装它的经济部门和提升中国企业的制造和出口能力的。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巨大增长带来的外汇盈余掩盖了中国企业脆弱的生存能力。整体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可以离开中国走到国际市场的企业来，因为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甩弃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业务而花大力气去自主从事技术开发和追求知识产权。要选择依赖技术创新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还要有足够长的经济发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币汇率实现了有弹性的管理制度并决定升值，在中国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有足够多的选择和机会来降低成本加以对应，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因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判断，国内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都将会阻止中国的企业朝海外转移其投资和生产，除非这些企业的老总们在想着去实现别的什么理想。这个判断在过去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海尔”从在美国投资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遭遇怀疑和抨击，因为它向美国的投资决策不符合一个众所周知的“常理”。2004年9月27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记者撰写的观点文章，对中国海尔在美国办厂经营的非常规现象做了有深度的点评。她用了一个观点鲜明的题目，叫“逆流而上：一家中国的家用电器公司将宝押在了违反常理的经营策略上。”她所说的“常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正当数百家美国企业到在后果建立工厂，充分享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渗入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内市场时，海尔却作为首批中国公司将劳动机会和基础设施带到了美国。”
是的，我们那些希望尽早走出国门，实现所谓“国际化”目标的企业家们，头脑中盘算的不是赢利能力和竞争优势，而是那些能帮助他们实现其伟大理想的别的目标。海尔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逻辑是什么？用张瑞敏的话说，“在加入WTO以后，对中国企业来讲，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更不要谈发展了。……过去我们把外国企业进军中国比喻为狼来了，现在不是狼来了，而是狼群来了！如果面对这么多身体比你强壮的多的国际化公司，你怎么办？……所以对我们来讲，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唯一的选择就必须是全面的国际化，全面的国际化首先必须自己主动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难后易，先进入发达国家，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我们到美国去设厂的风险每天都存在，但是这个风险和不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创造世界名牌过程当中的风险，是寻求发展机会当中的风险。但是不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你不可能走出去，永远不可能走出去，永远不可能长大。”
这是一个完全被颠覆的逻辑。这个逻辑的起点根本就不存在。不仅如此，对于企业家来说，赢利是经济学家眼中唯一最重要的目标，没有别的目标可以超越它。“国际化”和创造“世界品牌”不过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强加的目标。但即使这样，海尔的成功也不会是因为它的“国际化”战略，相反，海尔今天还有能力在那儿实施着它的昂贵的国际化战略，就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立足中国本土的企业，它还依赖着来自中国的成本优势。因此，在我看来，海尔的最大风险不是能否成功地走出去了，而是海尔到底可以离开中国多远。
在为中国的企业家们讲授《管理经济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提起一个重要的研究结果。美国宾西法西亚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的Amstrong教授和CWR大学的Collopy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对1000个职业经理进行了长达9年和重复40多次的实验研究，发现这些经理们拥有的竞争对手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可能违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研究小组设计了一个关于新产品的两种定价策略（高价和低价）并告诉他们与每个定价策略相对应的5年内预期利润的现值。重复的实验研究发现，这些经理们几乎都选择了利润最大化的高价策略。但是，一旦给出对应于每种定价策略条件下其竞争对手的盈利信息，这些经理们知道自己的定价策略对竞争对手的盈利状况的影响，那么，60%的经理们不再做出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越是懂得怎么去扩大市场占有率，越是被战略性思维和战略管理决策所主宰，越是可能做出有损盈利性的决策。为了证明过于寻求市场份额和热衷于战略管理的企业从长期来说生存能力比不上盈利导向的企业，Amstrong教授和Collopy教授调查了两组企业（共10家）在54年里的表现，他们发现，6家过于追求市场份额的公司当中有4家没有生存下来，而4家盈利导向的公司全部生存了下来。直觉让我相信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没有错的。而我真的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不要太热衷于那些要花费巨资方能接近的所谓的“战略管理”的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