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随着中美和中欧的贸易摩擦的不断加深和人民币汇率的微量改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竞争优势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企业现有的“低成本扩张”模式表现出了有增无减的担忧和批评。中国的企业何时能从这种单纯的成本优势（汗水）转变成更多地依靠灵感（技术创新）创造财富的模式，正在成为公众媒体关注的话题。我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问题上，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分歧的地方在于，管理学家看到的是个案，而经济学家则从一般来想问题。管理学家用案例来回答问题。这就意味着管理学家对这些问题是没有普适的答案的，他们有的只是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换句话说，他们拥有的是关于这些战略选择的“故事”而不是答案。如果说管理学家没有答案，经济学家就更没有答案了，但经济学家却有一个帮助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经济学家不是去讲更多的故事，而是讲清楚最优化选择的逻辑和道理。所谓最优化的选择，在经济学家的眼睛里就是，你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面临的约束又是什么，在这种条件下，你最能做到的就是最优的。
在国内的IT行业里，华为和中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华为走上了高端，为技术研发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希望拥有核心技术；而中兴则坚持市场赢利导向，什么赚钱做什么。管理学家似乎更欣赏华为的模式，而中兴的发展线路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成长模式，似乎更被经济学家看好。不过，作为个案，这样的差别并不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通常没有像管理学家那样去深入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寻找成功的“秘诀”。相反，在经济学家看来，每个成功或失败的个案都是某个特定的“目标”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实现的结果。换句话说，在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里，约束条件的不同兴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少数企业脱颖而出。
我们中国现在的成功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华为、中兴等，从企业的创业者的个性和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来说，可能不完全一样，但也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充分考虑它们面临的约束条件，我们并不能肯定一个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个性是否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股权结构、企业治理模式和扩张战略与线路等。与管理学家更看重企业家的个性不同的是，经济学家更注重约束条件的差异。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在他们初创时期和扩张时期的模式和战略选择。有的企业与地方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而也就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待遇，在信贷、上市和渠道等方面具有足够的优势；有的在市场的夹缝中艰难创业，在资金获得和销售渠道等资源上有着先天的不足，造就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本领。这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但又很独特的环境。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在出身上有着不同的背景和身份，有着不同的待遇和渠道，也有着不同的“监护人”。在这样的差异环境下，你总是可以看见企业成功的不同模式。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环境意味着同类型、同行当的企业却面临完全不同的约束条件，战略选择和扩张线路的差异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因此，个案能说明什么呢？个案更多地说明了它们面临的约束条件的不同。
大概可以说，在中国经济里，管理学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少数脱颖而出的企业，而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和主要依靠汗水而生存的企业。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传媒的时代，影响我们注意力的不是大多数的企业，而是极少数脱颖而出的企业。管理学家的职责就是去总结这些少数企业的成功秘诀。结果很可能是让这些少数成功的经验脱离了我们大多数企业的生存环境与基础。向“少数学习”正在成为管理学默认的口号。向“少数”学什么呢？好像除了策略之外，还是策略。在今天的MBA的课堂上，管理的和策略的内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经济学这个让管理者多“练内功”的理论却不怎么受管理者的欢迎。
在手机行业去年面临所谓“生存危机”时，商业与管理类的刊物上立刻展开了智慧的大讨论，但却让我失望。究竟什么造成了中国手机行业的失利？是没有核心的技术？是高枕无忧的市场？还是企业的管理无法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与技术？在这场大讨论中，我注意到，“波导”的案例最可能让管理学家和大多数业内人士相信，中国手机行业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核心技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所以即使面对着国内几亿人的巨大市场，也只能败在国外同行的脚下。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手机业内的主流。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说法却并不可靠，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倒反而为中国企业的失利寻找到了有利的借口。
为什么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呢？首先，手机市场的竞争和快速的变化显然并不发生在核心技术上而是发生在非核心技术上。其次，中国企业不拥有手机的核心技术并不等于中国企业不可以在大量非核心技术上进行增量创新和增添新的附加值。最后，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中国企业本来应该比国外公司更有优势来获取本地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和行为，更有渠道优势。但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相反，当中国企业暂时在市场上得宠的时候，其他事情好像变得不再重要，全然忘记了差别竞争将很快夺走你的利润空间的常识。中国手机企业的失利说明的不是你拥有核心技术才能生存的道理，说明的应该是你缺乏市场的敏锐和适应市场变化的增量技术创新能力，你就难以生存。技术创新绝不等于技术发明，你要有灵敏的技术创新的能力，你需要能够适应市场变换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而中国的企业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资金和渠道，其实正是企业的管理能力。我们全社会都在呼吁创新，但我们的企业仍把命运寄托在技术上，根本不注意练内功。没有真正过硬的管理，怎谈技术创新？有了钱又能怎么样？照样丢掉市场。
管理这个词在中国常常会被理解为它的反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谓好的管理就是管得好、管得住。这也难怪，因为内部混乱得像一个大卖场的企业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管得好和管得住的企业对于计划经济而言是好的企业，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而言，这样的企业管理一定难有活力。在今天，我们说中国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绝不是在说缺乏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而是说中国企业的管理团队和管理制度在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方面往往显得束手无策。这才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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