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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奇迹:我的观察

联合国发展经济学世界研究院(UNU-WIDER)坐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有幸得到该研究院的邀请,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开始在赫尔辛基度过我三年一次的“学术假”(Sabbatical Leave)。在WIDER工作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芬兰的经济学同行,也阅读了一些关于芬兰经济转型的文献,开始对芬兰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在来芬兰在之前,除了诺基亚手机之外,我对芬兰的认识很少,对整个北欧的关注也不多。在读大学时,我头脑中对北欧经济留下的印象是与“福利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我1998年曾经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做过短期的学术交流。虽说对丹麦的家具、曲奇饼和LEGO玩具系列印象很深刻,可是并没有对北欧的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模式表现出什么兴趣。这一次在赫尔辛基生活的时间相对长了一些,尤其是《21世纪商业评论》的编辑多次与我联系,敦促我能就芬兰的经济转型模式和今天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现象背后的体制形成等问题写一些文字。我勉强答应了,但是并没有多少信心,只能发表我的一点个人的不系统的看法。

首先一点是,芬兰的经济起飞和转型所需要的时间之短让我非常惊讶。可以说,从时间段上说,芬兰在经济起飞和增长进入黄金时期大体上与日本相同。赫尔辛基承办奥运会的时间是1958年,比东京稍早几年。与日本相似,芬兰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的。有的资料上说,芬兰虽然是OECD国家里面在人均收入上排在非常前面的国家,但是芬兰在成为富国俱乐部的成员的时间上却来得很迟。150年来,芬兰经历过19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也经受了1918年短暂的内战。事实上,芬兰甚至到1970年代还是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据说,世界银行发放给芬兰的最后一笔贷款是在1972年。

其次,我在与芬兰的经济学家就芬兰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进行的非正式交谈中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对平等的观念似乎根深蒂固。我反复琢磨这其中的道理,觉得他们芬兰人的这个观念是与他们历史上的内战记忆和主导欧洲商业文化的“劳资对立”的习俗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利益的冲突始终被认为是芬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于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变革最终都要以克服和解决不断产生的社会阶层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目标。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说明我的这个看法,我进行了有趣的观察。我首先注意到了在赫尔辛基这个芬兰最大的城市,英美文化的影响要比亚洲地区弱得多。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英美经济体制的痕迹,甚至连商业习惯都与英美不同。我猜想,在公司治理和公司制度方面也一定迥然不同。这里当然更看不到自由资本市场的影响。一切都显得这么静谧。

前不久我在我短期工作的IWDER的图书馆里碰巧发现了一个研究简报。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芬兰的平等、经济增长与援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谈到了芬兰在1918年实施的《土地改革法案》。这个土地改革的法令是在1918年内战发生之后的不久被通过的。为什么在内战之后通过这个法案呢?据说,导致政治危机向内战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拖延土地改革的行动计划。因此,在内战结束之后的不久,土地改革的问题被纳入了政府和议会的议事日程。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购买农庄并且允许向农户发放公共信贷来帮助他们扩大自己的农庄。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芬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利益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其实,在土地改革之后的上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芬兰开始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立法包括:1926年通过的义务基础教育的立法;政府集中发展的医疗服务;建立退休金制度和社会保障网络;对收入征收累进税;向已婚夫妇分开征税等。已经可以看出,这些集中的立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平等导向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实现更多的平等和社会的稳定,减少或降低社会的风险,而不是更多地为了鼓励分散竞争和企业家的首创精神。这与盎格鲁-萨克森(英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完全不一样,后者的形成基本上是由效率、更多的利润和竞争驱动的,而不是基于更多的平等的概念。这恐怕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结果吧。毕竟芬兰在历史上曾经4-5代人的社会危机、冲突,也出现过饥荒,这些建立在平衡和社会安全基础是的改革和制度无疑帮助解决了芬兰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1949-1972年间,芬兰成为受国际援助的国家。但是芬兰的经济社会制度基本没有大的变革,依然保留了20年代奠定的制度基础。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也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完成的。芬兰的经济学家认为,20年代奠定的这个制度保障了这个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主体双方-工会与业主-之间减少了利害的冲突,有了确保双方集中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个逻辑在英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被人提到,而在欧洲大陆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工会组织和资方之间的冲突历来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推行平等导向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固然就显得具有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性质了。平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几乎是以反过来的语言来表述的。过多的平衡有时候会牺牲效率,过多的效率有时候会牺牲平衡,而向平等靠拢有时候是促进效率的,而向效率靠拢有时候也会更平等些。看起来,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充分考虑起点和历史背景条件的差异。

芬兰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期,芬兰的劳资双方的社会冲突也位能彻底避免,时有发生。政府对此采取了直接微观干预的政策,包括冻结物价和工资。从1969年开始,政府甚至直接参与了劳资双方在工资上的调解。这又一次表明芬兰经济社会的劳资冲突是多么得根深蒂固。同时,也反映出与英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的不同。芬兰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和管理在英美体制下几乎会是灾难性的,而在芬兰倒可能有助于化解和解决社会矛盾,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因此,当人们说起芬兰在经济发展中推行了政府的强烈干预政府从而说明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提及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的这个历史条件和背景。

芬兰的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的资源禀赋和人力禀赋的特征,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上很好地实现了结构的转型。应该说,芬兰覆盖面积巨大的森林资源为早期的经济起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诺基亚公司在初创时期就是依靠经营木材、造纸和橡胶等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战后2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之后,尤其是进入到70年代之后,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奠定的经济社会体制以及60年代政府直接调节劳资冲突的做法表现出了其优势的一面,那就是芬兰的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安全期。对芬兰人来讲,有了良好的社会安全网,社会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没有了后顾之忧,为芬兰经济实现结构转型提供了稳固的微观基础。早已实现了的义务教育使芬兰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素质显著提高。这些因素使芬兰人能够安心和敬业地工作,能够更多地集中精力去做精益求精的事业。所以,芬兰经济的产业形态和内容也就开始从与自然资源有关逐步朝更多地利用了芬兰的稳定体制和芬兰人的教育水平的方向转移。由于国家小,人口少(今天约为500多万人),国内市场狭小,敬业的芬兰人选择了少数的产业形态,集中精力做大做强,精益求精,并且尽早确立了国际化道路的目标。我们众所周知的诺基亚公司也就是这样一个实现成功转型的案例。今天诺基亚在全球创造的收入为芬兰的GDP贡献了至少1/10的份额。而在芬兰,实现了这样成功转型的公司成了芬兰的经济基础。由于转型的成功,芬兰几乎没有经历大多数现在发展中经济苦苦挣扎的“发展的陷阱”:更多的污染、更糟糕的社会稳定、更大的收入差距和更多的腐败。

 

 

2005年9月22日于赫尔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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