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持续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不仅在所有转型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超过了东亚“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60-80年代）的增长记录。但是，在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增长率却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参见图1）。于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维持它的增长格式，开始受到现有经济研究文献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张军
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张军，2002b）。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
因为制造业的这个角色，因此，同样与东亚经济的发展经历相类似的还包含贸易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极其重要性。尽管东亚经济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与在中国的不同的模式，但是在出口促进和贸易扩张上，中国与东亚经济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今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但是，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均是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制造业部门的这个事实相联系着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80%为来料加工和制成品的出口，其中一多半来自于外商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外商资本大多数集中在制造业部门。
如果以上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所依赖的增长机制与早些时候的东亚经济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都是依赖快速的工业化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指出的只是，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增长机制的这个相似形在中国是以不断增长的区域极端化（即工业化不断朝东部和南部沿海集聚）过程而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与“东亚奇迹”在增长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是不同的[2]。
因此，从整体上说，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大量文献（例如，Young, 1993; Lau and Kim, 1992; Kim and Lau, 1996）虽然主要针对了东亚经济，但对我们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并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都是至关重要的[3]。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这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密度的显著上升通常只是在经济的发展接近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而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应该是一个常识。可见，这个提前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的背后是有体制上的原因的。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是一个需要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才能得到较好解释的现象。
中国的投资体制的特征以及对中国资本形成的效率的影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张军，
尽管有不少的文献揭示了中国投资体制的上述问题，不过，在现有的文献里，对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如资本形成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本文的目的就是集中讨论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与资本形成的那些总量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投资的低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本文简单地由以下5个部分构成。除了引言之外，在第2节我们来观察和讨论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模式。然后，在第3节分析资本密度的上升。第4节讨论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最后是本文的基本结论和含义。
[1]但是，在很多研究文献里，贸易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常常被严重地低估了。这个谬误的产生导源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的“净出口”项目。“净出口”是出口与进口的差，等于贸易的余额。这个余额在总体上只占中国GDP的1-2%，因此，要核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那么“净出口”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在经济出现贸易逆差时还会在实际上降低GDP的增长率。因为这个道理，大多数研究都一致地认为，在中国所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贸易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有的研究结论甚至是，在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中，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拉动的。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之后，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向性”的判断事实上已成为“共识”。因为总消费和总投资占了中国GDP的90%，就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内需”而推动，似乎该是一个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个常识却可能导致一个谬误。
应该不难想象，消费、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言，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其他部门的贡献往往可能更大一些。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在没能确认出口对构成GDP的其它支出项目的影响力度之前就简单地从GDP的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然就等于忽略了出口对其它支出项目的“间接贡献”的大小。因此，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有会严重低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嫌疑的。正确的估计方法之一是，要首先估计出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影响，然后再去估计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小。而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真正去做研究了。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而且开始有人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重新估计出中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份额。例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2）最近的研究就是先估计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积极影响，之后再对出口增长可以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大小进行估计。他们的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出口增长10%就可以拉动1%的GDP增长率。卢荻（Lo, 1999）则研究了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出口和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但新的结论似乎跟我们的直觉更贴近了一些。
[2]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差异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文献（如魏后凯，1997；刘树成等，1994; Demurger, et al, 2001; Liu et al, 1999）。
[3] 杨格（Young, 1993）在“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教训：一个不同的观点”一文中对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技术性的处理方法，他的结论更加直截了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最重要的特征并不在于他们的制造业具有不寻常的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是在于他们成功地扩张了制造业的投资和就业，因此才享有‘工业化’的头衔”。而克鲁格曼(Krugman, 1994)则用非技术性的语言评论了“东亚奇迹”的增长模式，是一篇俏皮的文章。费利普（Felipe, 1999）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东亚经济增长和效率变动的非常漂亮的文献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