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些年来，无论在财经媒体还是在国际性会议上，有关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话题一直都很旺。头些年，当黄亚生和他的印度同事大胆提出印度的增长质量优于中国的时候，在学者圈子内激起的与其说是争论还不如说是兴趣。是这个被激起的持续的兴趣让中国和印度的话题在媒体和接连不断的各种论坛上出现，为的是满足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崛起的好奇心。不仅如此，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与未来的发展前景也着实为经济学家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11月底我应邀去了西班牙的古城巴塞罗那。在那里我参加了由“亚洲之家”（CASA ASIA）举办的“第三届亚洲论坛”。论坛上我与不少以往的朋友相见，也结识了新的朋友。我得承认，这两年在国际场合相识的印度学者越来越多。在这次会上，我与来自印度的两位著名学者相遇。其中一位是德里大学的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纳亚尔（Deepak Nayyar）先生。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执教。。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出身的资深学者兼作家达斯（Gurcharan Das）先生，他早期转行从商，后又成为著名的专栏作家。他撰写出版的《无限的印度（India Unbound）》至今仍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BBC搬上了银屏。
与以前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与印度经济学家相遇，总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并不奇怪，这种感觉更多地是来自于我们对彼此了解不那么多的现实状况，而今天我们又都彼此清楚地知道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的话题总是那么得受人关注。事实上，除了我们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的专场报告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之外，茶隙和饭后我们也总是免不了谈论着印度和中国的有趣的话题。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学家之间，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思的话题了。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话题，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两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其次才是谁的增长更可持续的问题。提到模式的差别，通常有很多基于表象的描述性的语言来概括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这些增长差别也在不断地被发现。早些年，关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道路差别的讨论更多地流于表面。比如，人们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快与印度，而印度企业的增长快于中国；在印度，增长更多地发生在个人身上，而在中国，增长更多地发生在国家身上；印度走了“美国道路”而中国遵循的是“亚洲模式”；印度是企业家主导的增长而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靠制造业拉动而印度的经济靠服务业拉动；印度比中国有更大份额的消费部门，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几乎高出印度一倍，等等。
对经济学家来讲，把看到的差别与那些看不到的制度和体制约束联系在一起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例如，我去年在新德里参加的会议上，印度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就明确指出，印度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民主的和联邦的政治框架里，并且主要依赖着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内的金融效率而发展。这意味着印度的大多数投资决策是典型地由私人部门做出的，而政府公共决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因为政治多元化而极其有限。不仅如此，印度的经济学家经常会抱怨说，政府面临的这些政治约束往往导致印度的政府做出的决策事实上常常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在巴塞罗那，达斯教授告诉我，在印度，执政党和政府所干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等于在告诉老百姓如何“授予鱼”，而中国政府则告诉老百姓如何去钓鱼。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制造补贴”而中国政府全神贯注于“制造增长”。也有人类似地说，印度的体制也许可以更好地协调利益冲突，而中国的体制则能更好地贯彻目标。印度有法律，而中国有秩序。
在西方，经济学家对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还是有共识的。我想，给定了人口、地理和资源等条件，经济学家通常会一致地认为经济增长是“好的制度”的产物。所谓“好的制度”，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政府的治理结构是好的；私人部门的产权是受到很好保护的；企业家的创业是自由的；金融部门的运行是健康的；法律是可以有效执行的；市场总的来说是不受政府干预的。不仅这个“好的制度”会带来增长，而且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实现的增长才是可长久的。这些看法实际上就是约翰。威廉姆森教授所概括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因此，印度的增长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更多地被理解为“正常事件”。很多人都会说，其实，印度的增长并不是1991年推行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发生了。纳亚尔教授这次在巴塞罗那也对我这么说。他说，印度20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增长，但并不像中国的增长那么耀眼。今年夏天我读到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等人发表的一篇长文，对印度早在80年代就发生的增长现象有了不少的认识。
但是，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常常发现，中国的增长逻辑除了遵循了“东亚模式”的某些原则之外，看上去似乎是到处矛盾的。我们可以在国际场合经常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也体现在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前景的讨论中。我今年秋天在英国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把这种困惑简单地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对印度经济的未来增长比现在的增长信心更大；相反，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增长较之未来的增长把握更足。一时间，我的这个概括在会场内外不胫而走，颇受欢迎。
应该可以注意到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对经济学家来说，如果说印度的增长被更多地理解为“好的制度”的自然产物的话，那么中国的增长常常则是需要小心解释求证的。至今在经济学的文献里，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不错，按照经济学家跨国研究的基本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完全内陆的经济，资源并不丰富，这些都是有利于增长的条件；中国有良好的教育传统和储蓄习俗，这些也有利于增长。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也是增长的利好政策。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最近在“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深入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他认为仅以这样的视角是看不懂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的。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到：“跨国比较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加速增长这一问题的非常概括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的国家所做的事情。然而要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得这么好，我们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达到的具体结果。这些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特有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情形的复制。”
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增长能够方面做得这么好，近年来一直左右着我的思考。我正在集中从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终于有所收获。简单地说，与“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把价格搞对”的信念和转型战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显然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了。对经济学家而言，搞对政府的激励应该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却又是极具创新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总是假设政府的目标是“攫取”而不是“制造增长”。而事实上中国20年来演进出来的政府治理结构非常特殊，它以一个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高度分权的结构制造了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这在任何经济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这种政府治理方式的意义还有待经济学家很好地去发挥。很多人会用中国的这种政府治理的缺点去替代它的优点。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这种政府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相为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投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政府的承诺变得可信，这才能真正招商引资，带动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政府治理就这样在维持政治（人事和组织）集中的前提下很好地解决了动力兼容机制、政府信誉、市场化和市场秩序的扩展。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它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而这正是中国的政府治理的特殊结构的产物。这是我向印度学者提醒的。受制于政府和政治约束，印度几乎不可能在段时间里解决它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增长的瓶颈。印度的精英们很明白这个问题。达斯先生在巴塞罗那的会上说，英国人只知道制造制度但却不知道如何制造增长，让印度致富。印度的增长面临三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两个分别是基础设施落后和糟糕的政府治理。而我们自己未必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的这个政府治理的精巧机制还知道得不够多，也还需要更多关注与研究，但我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解释中国增长加速的经济学理论肯定需要从这里开始才算没有“隔靴搔痒”。
2005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