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题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十四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经济是否持续增长取决于增长的方式能否实现阶段性转变。今天我想从经济学家的视角谈一下这个话题。
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
在经济学家看来，增长应该放到更长远的视野里去理解。可以说，经济学家谈论增长，其实是谈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能力怎样，增长趋势怎样。它牵涉到人口的变动、资本的形成、教育、制度变化和开放政策等方面。
经济学家脑子里的“增长”的含义可能和政府以及我们媒体关注的经济增长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常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里，GDP的增长都是深入人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眼睛都关注着GDP每年增长多少。但是经济学家理解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是指一个经济在长期所能维持的增长。短期来讲，我们关注GDP今年增长多少明年增长多少，但这不能完全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比如，我们的GDP曾经达到过14%-15%的增长率，但这没能维持下去，最后还是回落了下来。因此，经济学家关注的增长其实相当于我们每年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年度的增长可能是波动的，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平均值，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大起大落”。从平均值来看，我们发现中国这20年来的增长不过在9%左右，要到10%以上就相当困难。当然短期内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能持续，很快会碰到约束和瓶颈，能源、电力、运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限制了增长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宏观上叫做“过热”。这就是说短期的增长不可能持续偏离长期增长能力。
所以，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怎么理解增长的含义。
在经济学家看来，增长应该放到更长远的视野里去理解。可以说，经济学家谈论增长，其实是谈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能力怎样，增长趋势怎样。它牵涉到人口的变动、资本的形成、教育、制度变化和开放政策等方面。这些都是关于增长的比较长远的考虑。
如果增长是指长远的产量增加能力的话，那么归根到底，经济增长就是取决于一个因素———生产率。什么叫生产率呢？简单地说，生产率就是产出比投入增加更快的能力。经济学家发现，前苏联在1958年以前经济增长很快，但以后怎么也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增长的潜能发挥殆尽了。除了生产率之外，其他投入最终都是可以减少的。比如，今天我们中国还有40%的储蓄率，20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肯定大幅度下降。韩国1980年代以前保持35%到40%的储蓄率，今天只不过20%左右。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经济能增长到什么程度，最终就看生产率的潜能积累了多少。通俗地讲就是，当你的投入，比如投资和消费，不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的时候，你的经济还能不能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增长？弄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从投入上讲，中国目前还不存在问题。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每年还有300多万大学毕业生，在校大学生超过1000万，这些都是增长的投入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到未来10年、20年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因此，我们要把增长理解为一个持续性的增长，或者把增长看作潜能的时候，眼光要放到长远，不能因为现在有那么多土地和那么多劳动力，每年的投资增长率都能维持在25%，而忽视未来的增长能力。这些都是变数，唯一能够推动经济未来发展的只能是生产率。中国现在高速发展的时候，经济每年都维持9%以上增长的时候，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走上了生产率潜能在不断积累的过程呢？不能只看到实物资本的增长。
那么，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积累起生产率的潜能呢？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的方面是教育，当然其他的东西也都相关，但最终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决定未来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人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因为中国拥有相当不错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重视教育也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共同因素。当然，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中国是大国，在教育潜能方面有更显著的积累能力。新加坡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容纳一万所大学，可在中国，发展到像美国那样有几万所没有问题。将来中国和印度一定拥有别的经济不具备的规模效应，中国的规模效应将成为生产率积累非常重要的源泉。
另外一个可以积累和改善生产率潜能的因素和规模有关系。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外部经济”。什么叫外部经济？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活动之间或者部门之间综合配套的能力，这个能力会使中国在包括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方面很快地拥有竞争优势。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企业就是利用了中国的产业部门之间综合配套能力强的优势而获得竞争力的。包括将来搞飞机这样的产业在中国也一定有竞争优势。小国家搞飞机比较困难，自己生产几样零部件还可以，可是要综合配套恐怕就做不起来，需要大量外包。据说波音公司有近两万多个零部件要在全世界购买，像美国这样完全本土化造飞机都很困难，可是在中国很多产品几乎都可以做到完全本土化来做。将来飞机的全部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国造的时候，中国制造的飞机因为实现了这个外部经济效应，肯定比波音的价格便宜不知多少。虽然现在这个潜能释放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看看中国产业现在的发展趋势就可以想明白，中国经济在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能力上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为GDP而增长的未来风险
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否则，一旦越过了追赶阶段，经济的增长可能就会明显回落。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短期经济的发展问题，怎么保持今年GDP比去年的相对增幅，这是我们当前地方政府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会计含义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GDP实际上是指这一年里面各个行业所创造的新的价值的总和，也就是我们说的增加值。但是统计所有行业的增加值在现实中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采取估算法。比如，28大类行业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增加值。增加值怎么算呢，基本上是用总产值乘以增加值率。比如服装这个行业，增加值可能占总产值的比重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推算出，比如40%，60%都是人家转移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所以，一旦我们过分关注GDP，我们就自然会去关注总产值。这一来，事实上就可以先确定GDP的增长率目标，然后倒算出行业的总产值必须实现多少才能保障GDP增长目标的实现，这就必须有多少投资项目下去才行。可是大家想一想，产值增加多少从长期来看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因为当年增加的产值完全可以变成日后的库存。这就是增长目标短期化的问题。
再有，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分享以后，刺激了地方去搞制造业，因为增值税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做大制造业产值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做投融资项目，而在现阶段做项目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项目来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短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范式。这样一个发展的范式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和我们对GDP的核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大干快上的发展观如果愈演愈烈并且彻底制度化的话，很可能会冷落了我们对生产率潜能的积累，把注意力简单地放到资本积累上去了。
目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追赶阶段。追赶阶段的意思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够大，城市化程度还不高。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能看见我们与发达经济的差距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差距，因此，我们可以迅速赶上来，而且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例如，今天中国机场的数量大概是340个，美国包括私人机场加起来大概2万多个，我们数量只有不到他们的2%。仅仅机场这一项，就决定了中国在投资阶段还要有相当长时间。将来我们要修更多的机场、公路，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都叫资本积累。说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是缺乏依据的，还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因为现在属于追赶阶段，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增长率都比较高，从东亚经验看都是这样。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否则，一旦越过了追赶阶段，经济的增长可能就会明显回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意义。
现在我们谈论增长方式转变也不应该过多地批评投资太多，问题在于对投资效率的关注不够。我们担心的是，现在的发展模式演变成一种权力而非市场主导投资决策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以及表现出的顽固化倾向对于市场力量、金融和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
我们的消费太少吗？
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的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是生产率而不是消费率。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
在有关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投资太多太快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足。这种观点强调，中国现在应该尽快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扩大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上来。我认为，这一看法似是而非，理论上值得商榷。首先，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的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前面已经说了，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是生产率而不是消费率。消费和积累的比重反映的只是短期内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
GDP增长的结果。经验上看，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消费占GDP的比重往往比较低。很多人对消费的问题有所误解，认为消费需求比投资需求更重要。可是，大家想想，短期内要扩大消费的比重，就要压缩投资的比重，因为GDP在核算意义上等于总消费加总投资以及贸易的顺差。如果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也就是要压缩或者减少投资的需求，才能保持平衡。否则，一味刺激消费很可能引发经济过热，出现经济失衡。还有一个统计上的问题是，买房子这一块应该计算到消费里面，现在是计算到投资里面，显得消费的比重好像比较小。即使不谈这个问题，银行发放的信贷刺激了消费，短期内带来的结果是，经济过于繁荣，出现过热苗头，因为投资需求没压下来，消费需求提高，这一来，当期的收入平衡表被破坏了。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显现出来的经济过热趋势，就与之前鼓励短期消费增加的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偏低，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全世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80%-90%，而中国只有57%-58%，所以应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我说你得看中国经济处在什么阶段上。消费的能力，短期内表现为消费占GDP的比重，反映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而不是增长的长期条件。消费占GDP比重受经济发展的阶段影响，人均所得提高是个缓慢的过程，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也是个缓慢的过程。有些学者甚至讲中国是内需不足的经济，这个概念更加不对。中国怎么会内需不足？你看看中国的投资和储蓄率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内需不足中国的物价应该是持续下跌，现在总体上平衡，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动的。消费虽然占GDP比重偏低，这个不要紧，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只要投资需求上去，能够吸纳那么多的储蓄就可以了，总量上就会平衡。这是我们要澄清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提升消费理解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推动力，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逐步提升消费，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个长期现象。
前景
中国人口的素质、技能、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管理、企业家的成长以及企业应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促进效率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数字简单地度量出来，统计上自然也不能反映出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看来，并不是从一个模式直接跳到另一个模式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转变的过程从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只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总的来说，过去10多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倾向于过快的资本积累，资本形成的速度很快。当然，我们正处在一个追赶阶段，需要通过资本积累迅速扩大产能和资本存量。
但是，这些年来资本积累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志，而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似乎还不大。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如果生产率的积累跟不上的话，将来等我们追赶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就很难保证经济增长不下降。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在生产率潜能积累方面几乎为零，而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生产率的潜能。我们的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平均有约35%的贡献来自生产率的积累，而不光是资本的积累。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却下降了。
中国第一个生产率潜能的快速释放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农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带来了生产潜能的释放。农业的改革表现为，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离开了，劳动力的投入大大下降，农业产量反而增加了。就是说产量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率的提高。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生产率潜能释放的因素，乡镇企业的经营体制比较灵活，非常市场化，投入很少，技术很简单，资本投入更少，用最简单的技术、最简单的生产方式，产值一度占据工业的半壁江山。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家理解为中国改革真正有特色、有创新的东西。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差不多10多年，到了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优势开始慢慢丧失，出现亏损，大量乡镇企业开始转制。南巡讲话以后，开始了更深度地开放，正好在乡镇企业对生产率促进潜能发挥得差不多的时候，大量外资进来，带来了市场、技术、管理，这些东西又导致生产率潜能新一轮的积累。过去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贸易，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怎么管理好企业，怎么应对市场，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在学管理、读MBA。这些东西短期内看不出效应，长期来看就是在积累和改善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潜能。我们不缺资本，外资进来并不是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问题，非常重要的是促进中国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能力。每年外资只占我们当年资本形成投资的1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外资，但是外资带进来的东西都在影响我们生产率的变化，成为90年代那一轮的生产率潜能积累的重要源泉。所以开放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生产率潜能积累有显著影响，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生产率的提高能力其实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的经济体制的效率很有关系。中国人口的素质、技能、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管理、企业家的成长以及企业应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促进效率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数字简单地度量出来，统计上自然也不能反映出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的体制似乎越来越善于数目字管理和治理，因而往往不能很好地像资本积累那样来促进这些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这就需要建立起防止政府过多参与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比如让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私人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发展更好的教育、加大劳动力培训、坚持更加开放的环境。
在微观层面上，我还是很乐观的。过去中国生产的家具在国际市场根本不可能卖出去，今天我们可以把家具卖到美国的市场，这不光是因为价格便宜，还因为质量提高很快，反映了效率增长的因素。现在看起来中国生产复杂的资本密集产品的能力仍需要改善，还需要大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尽管华为比思科还是差一些，但追赶速度很快。但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华为，要看到中国生产率潜能积累的空间还是很大。不要过早地让中国企业做大，因为还处在追赶阶段，我们还需要帮人家做加工来实现资本积累，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积累你的技术、你的思想，到了一定阶段中国的企业就很容易变成在高科技领域、在世界五百强里面的公司，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有人比较担心，说中国的企业很不行，将来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我没有那么悲观。只要关注效率问题，就会水到渠成的。像华为、海尔这样的企业今天还凤毛麟角，但只要能够很好地积累效率，我相信这样的企业会迅速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