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日子，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学术界和媒体上关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关注了消费的因素。目前流行的观点大体上可以表述如下：中国需要尽快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让经济的增长更快地和更多地建立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这对于减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对贸易部门和投资的过多依赖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以上观点包含着许多概念和理论上的模糊与混淆，迫切需要加以辨析。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当前的消费“过低”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多数人对消费不足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证据，中国的国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8-60%，低于世界平均约70%的水平。但是这个证据能说明什么呢？离开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这个证据什么都不能说明。
在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资本形成，这就需要每年我们把40%的国民收入用于经济建设。而且尽管我们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依然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很多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差不多用35年完成的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却可能要用上50-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和过程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维持35-40的投资率是非常关键的。东亚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都保持了35%以上的投资率。因此，国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说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因此不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和政策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关注消费需求的大小是否合理，而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那么，增长的结果是国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实际收入的增长将会逐步改变国民长期的消费行为。换句话说，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来看，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收入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模式。西方和东亚经济的成长过程都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个经济的国民储蓄率是会不断下降的。比如，韩国今天的国民储蓄率已经从20年前的40%下降到了今天的25%左右。这就是说，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小不是决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因素，而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必然结果。
另外，很多当前的讨论似乎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了贸易部门的增长来拉动，表明中国的“内需不足”。中国需要尽快改善内需，从而减轻对贸易的依赖。这样的看法和分析看上去是有道理的，其实在概念上没有懂得，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构成“内需”的除了消费需求之外还包括投资需求。有什么证据说明中国的内需不足呢？不仅在概念上总的消费需求既要包括居民消费也要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支出），而且投资需求也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中国在GDP中维持了40%的投资，而且这个比重与中国的国民储蓄水平大体相当，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没有理由说明中国的内需不足。其实，过去这些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要维持的就是足够的内需水平。尤其是在投资需求不旺的那些年份，政府的支出成为用增加政府消费需求来稳定内需的重要公共政策。因此，说中国的内需不足或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内需不足的经济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概念上也是混乱的。
我们今天仍需要把40%多的国民收入用于资本形成，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它在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上仍然与西方和东亚的中心城市相差甚远。中国今天拥有的机场数量还只有美国的2%，中国今天的铁路和公路的里程以及政府为国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些都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世界高收入经济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费份额不可能快速提高到很高的水平，更不能把提升消费需求理解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手段。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形成中改善我们的投资效率？如何让投资更好地帮助我们提高国民的实际收入？这恐怕才是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