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就在近期，有关中国是否应该提倡“经济爱国主义”的话题屡被提及。外电也频频关注到这一动态，并将之与中国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首次开始争取经济自主权的表现。我们究竟怎么看待“经济爱国主义”这样提法和含义，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道路非常重要。
对于“经济爱国主义”这个提法以及主张“经济爱国主义”的人士而言，我认为他们在“经济爱国主义”这个概念里面包含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爱国主义”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非常强的提法。既然有“经济爱国主义”，那就对应有在经济上“不爱国的”的现象与做法。其次，因为现在提倡“经济爱国主义”，那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没有做到和做好“经济爱国主义”。第三，“经济爱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比经济不爱国主义的政策与策略一定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可以说，“经济爱国主义”的话题再一次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到了“大是大非”的政治高度，实在会把我们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争论中而又多走了弯路。
本来，作为一个学术和政策问题，经济学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战略选择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今天，真正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没有人会怀疑市场制度、贸易、跨国投资、门户开放、国际分工和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也证明了开放、贸易和技术引进对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的贡献。其实，作为一种战略和体制，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最最符合“经济爱国主义”的含义。因为，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下，只有闭关锁国才能扭曲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服务。但事实上，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证明闭关锁国战略带给我们的高额的经济代价。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反过来去提倡所谓的“经济爱国主义”思潮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当代政治和历史的特殊土壤里，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还依然残留在很多学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适应，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阻碍，而且常常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是的，我们在经济活动和工作中，除了合理性之外，一直存在着一个政治界限。习惯于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学人往往把是否政治上达标放在首位，总是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返政治化。
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危险的。第一，这样的思维没有真正懂得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更不能明白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我们知道，从战后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技术的引进和本土化对于迅速的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中国这些年来对外资和国外技术的依赖是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明白的道理是，如果说印度的经济增长是把IT服务业全球化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是把制造业全球化的结果。由于迅速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长，而且大大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虽然全球化可能在短期会损害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但总体上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全球化是我们看待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合理性的重要参照系，脱离这个参照系而孤立地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趋势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之所以担心中国现在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是否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误入歧途，是不明白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我根本不会担心，因为我明白技术创新的活动和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是离不开市场需求和企业主体的。从大量成功经济的经验来看，几乎找不到由政府主导技术创新活动而能取得成功的案例的。这说明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技术水平的变迁本来就是市场活动和市场行为的结果，必须由市场上的企业主体来决定它的需求和供给。
我们很多人热衷于批评中国的企业，批评它们没有能力来开发自主的核心技术。可是我们真得要想一想，为什么核心技术总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重视科技的自主创新，而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明白没有技术的创新就无法与中国和发展中经济的企业家去竞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需要指出，中国政府在战略上倡导并实施技术自主创新工程，绝对不等于、也绝对不保证中国的技术创新可以完全脱离企业和市场、脱离我们的开放政策和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而能实现。而如果把技术的自主创新战略依然作为一个政府工程并且用集中的行政方式来执行的话，其结果不可乐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要转变的思维方式依然是，不是把自主技术创新的战略等价于所谓“经济爱国主义”的行动，而是持续地创造和建设良好的市场制度、法制环境、开放的市场和深化的金融，让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更好地成长起来。我相信，给定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中国不仅在制造业上得益于全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成熟，在技术上也一定会因为全球化而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创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