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经济学家还在争论着中国的宏观经济：到底过热了没有？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任何走向一致的判断。这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是很正常的，别指望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会达成什么共识。
可是，无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不同，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确实不低。
过去，我们是依据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来判断经济过热的。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支持的。在凯恩斯的宏观均衡理论里，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就短期而言是需求方面的因素波动造成的。之后，凯恩斯的继承者们发展出来了一个简单的宏观分析方法，即所谓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框架（AD-AS）。这个方法对于经济学家思考和诊断宏观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易的手段。比如，1990年前后，日本面临的经济萧条，被认为是因为消费需求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下降可以由很多原因造成，但一般都与财富效应相联系。经济繁荣引起资产价格上升，而资产价格上升增加家庭的不动产财富和负债。资产价格的突然下降必然减少家庭的财富，但并不减少家庭的负债。这个所谓的财富效应是引起家庭消费需求下降的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持续繁荣往往蕴涵经济萧条的条件。
从1980年至1993年的13年间，中国出现了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每一次通货膨胀都发生在经济过热时期。这自然让经济学家在投资需求中寻找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如果把投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清晰的相关关系。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个正相关的关系在别的转型经济体里却观察不到。一般而言，在其他的转型经济体里，通货膨胀往往发生在经济增长下降的时期，例如俄罗斯和东欧的很多经济体就是这样。他们的经济萧条往往与通货膨胀相伴随。这是因为他们的通货膨胀不是由于需求猛增而是由于供给突然下降造成的。供给突然下降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或转型不顺利造成的后果。
可是，如果说1980-1993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过度繁荣引起的，那么，1993年之后，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却没有再能够引发通货膨胀。比如，一旦我们把时间从1980-1993年放大为1980-2005年，投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不存在了。这说明，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与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1998年至2001年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判断，中国经济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依据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出现了负增长。根据AD-AS的理论，这应该是需求不足导致的。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和治理，通货膨胀转为1%-2%的增长率。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持续的繁荣。从统计上看，支撑这个繁荣的因素主要是资本的形成而不是消费的增长。固定资产的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少数行业。尽管投资和经济增长在加速之中，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为什么经济过热没有引发或伴随通货膨胀？
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国出现了供给过剩，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是因为投资的增长，因为只有投资可以转化为产能的增长。可是，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里，还没有一个解释当前中国这样的经济现象的现成的宏观理论。比如，我们现在并不明白，投资增长引发通货膨胀和不引发通货膨胀的临界条件是什么？如何去区分和描述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能否预测两者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何时发生变化？
从上世纪30年代西方的“大萧条”，到拉美的恶性通货膨胀，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造成的持久的经济萧条，到俄罗斯、东欧转型时期的通货膨胀，再到中国的投资扩张与物价稳定，这些现象的发生需要经济学家去寻找解释的方法，并且去发展出一个更好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的理论，还是芝加哥的理性预期学说，都是只解释了英美等国家的通货膨胀现象，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发生在转型经济和中国的新的现象。
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可以解释更多现象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这也许是一个庆幸，我们没有学术的权威，只有发现新的理论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