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我在博客上提到过，一天的晚上，应邀在上海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莫斯教授供进晚餐。在座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席间萨莫斯教授接连不断地发问，忙得大家吃得少而说的多。说的最多的话题当然是中国的经济了。出口值和贸易顺差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反而刺激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扩大？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到底有多大？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否真的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有了跳跃性的或者阶段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出现投资过热吗？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到底该怎么划定和核算？
其实之后不久，我接待来自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时，也得到了几乎相同的问题。我们特别讨论到，到底中国的出口在汇率升值之后是否真的出现“井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已被作为“程式化的事实”而接受了。而真要支持或者推翻这些被程式化了的事实，是需要认真下一番功夫的。我只是觉得我们这样的功夫下的还很不够。
这里，我不去评论出口和顺差在计算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最近这样的讨论也不少。核实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从中国出口目的地的进关数据上做个烦琐的计算是可以找到答案的。维也纳的经济学家愿意与我一起来算这笔帐。这样的工作除了烦琐，并不复杂，因为他们可以找到中国向欧盟的出口产品的详细帐目，包括出口的商品种类、数量与单价。这样来把帐算清楚还可以证实中国这些年来的出口价格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在国内，大家多人多以被程式化的“事实”来说事，但却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有了什么变化。
除此之外，我最近一直关注着有关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高还是低的话题。对该话题的讨论还没有完了，但事实总是会因之越来越清晰的。中国的投资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一般被接受的看法是太多了。如果太多了，那么就应该限制投资的增长。但中国的储蓄依然大于投资，导致贸易顺差和国内需求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投资来缩小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到底如何看待投资的多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是看投资的回报率怎么样，是否出现了恶化的趋势。这也需要算出来。大家算出来的结果未必都一致，但不管怎样，对于澄清一些我们过去的成见是有帮助的。
对于资本回报率这个概念的度量还没有确切的办法。这也难怪，资本本身在存量上就是复杂的概念，它不是财务概念，而是物理的概念。对资本回报的测算当然也就不可能一锤定音。有简单的测算，也有复杂的估计。简单的算法可以仅仅在财务或金融数据上得到。高盛的财经词典里给出了很多用来计算回报率的指标（尽管有些中文翻译是搞错了的），如ROA、ROCE、ROE、RONA、ROI以及ROIC等等；这些算法并不严格地等价于资本回报率，但也能帮助说明一些复杂的问题。
复杂的算法需要用计量的方法，也需要去估计资本的存量，更需要有好的数据才行。中国的数据质量不稳定，数据口径经常调整，自然也难以有更好的计算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计算有进展就有价值。我对中国各省1952年以来的资本存量的估计数据多少能够满足一些当前研究和计算资本回报率的需要，这个我很高兴。测算资本回报的工作虽然不是那么的学术，但在政策上却有重要参考意义。比如说，如果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这些年来仍然保持不低的水平的话（按照白重恩等人的估计，在20%左右），那么，对中国做出投资过热的判断就缺乏理论支持了。假如资本的回报率还相当客观，那么限制投资的增长就没有道理。中国需要的则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投资。更多的投资需要投在回报率高的领域。挑起资本回报争论的Kuijis博士前不久在清华大学对我说：如果在中国投资不挣钱，我就不知道世界上哪里还能挣钱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投资者和企业家应该更清楚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更挣钱。即使估计出来的总体的资本回报这些年来没有大幅度下降，但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不小的。只不过，计算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的差异对数据的要求更高，现有的计算多嫌粗糙。白重恩教授他们计算过，发现差距不小。说到地区的资本回报的差距，我还记得陈志武教授有一个更简单和直观的计算。他发现，如果简单计算一下每一元的投资能在下一年增加多少GDP的话，那么在北京等地的投资回报就明显低于很多内地省份了。他是这样说的：从1978到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明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是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和天津又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投资回报最高(66.32%)的中部省份，它们得到的投资比率最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次低。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次高(65.6%)，最穷的西南省份的投资回报为第三(64.59%)。
当然，他计算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的回报，但在逻辑上应该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回报的变动的。就在前不久，我在清华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报告过我对中国各省1952年以来的资本存量进行的估算结果。我发现，如果用1952年的价格来折算，北京市50年来的资本积累的水平差不多已经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而且一半的资本主要集中在山东、北京、江苏、上海、广东和浙江。今天的资本回报率是高是低，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有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商务成本上升过快成为热门话题。但好象并不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的基本看法。原因在于，当你说商务成本增长过快的时候，你一定在说沿海的大城市地区。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和商务成本的差距是现实。1月中旬出版的英国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说，“迄今为止，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周遍以及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是这些工业中心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写字楼的租金飙升，工业用地短缺，公用事业费用迅速攀升。最重要的还是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即使有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的大规模流动，工人的工资近年来还是在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对于管理者的新酬，增长幅度就更大了。”
文章还提及，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工厂的工人，工资连同社会保障的费用在内一个月差不多350美金，深圳是250美金。而在马尼拉则是200美金不到，在曼谷是150美金，在印尼只有100美金。尽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增长的很快，但在这些地方跟不上工资的增长。文章援引Flextronics 的老板说，“中国正在成为其成功的受害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明智地从大城市和沿海迁到内地去。国内的和外国的公司都知道这么做，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企业家们会比经济学家的嗅觉更灵敏，更知道“实事求是”，而我们自己往往还是更愿意抱着“程式化的事实”不放，去说着别的事情。中国这么大，能把“事实”弄清楚一些，本身就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是我辈一生都做不完的事，不是吗？
2007年1月31日
（发表在2007/2/5《经济观察报》专栏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