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那天的下午应邀出席了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举办的一个EMBA论坛，我被邀请与另外两个嘉宾共同就今年“两会”的主要热点发表评论。我着重讲了分配与增长的话题。
我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一是当前这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题目。二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也非常的丰富。就在上个月，我与我的学生们就讨论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非常不错的经验研究的经济学论文，从中了解到了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也更知道为什么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都倾向于把收入不平等（用吉尼系数代表）包括进去。跨国的数据拟合往往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使用的是跨国的截面数据，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的收入差距扩大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经济增长。后来有的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可能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的解释是，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里，政策往往更可能受到中间人群（中等收入的人群）的影响，而广大的中间人群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税率来鼓励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而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昨天的会议上，针对分配与增长的话题，我讲了四句话。第一，经济学家还没有就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不具有线形的性质。经验上的研究也五花八门，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经验模式出来。也许我们只能说，经济增长是公平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换句话说，增长并不自动保证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
第二，公平这个概念是难以精确度量的。虽然统计学家发明了一些方法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这样的衡量依然是根据狭义的收入定义所进行的事后的度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人们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公平，这些问题是“感受”出来的，而不是客观的指标可以衡量的。举例来说，按照吉尼系数来衡量或者按照城乡收入的比率或者沿海与内地收入的比率来看，我们这些年来的收入差距似乎是在缩小的。可是，我们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和公平分配的“不满”情绪却在2005年发生了一个更本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所感受的不平等与我们度量出来的指标之间似乎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感受的不平等或收入不公的程度往往是与情感、情绪、媒体和社会思潮等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某些经济学家对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批评性的煽情言论，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感受突然加强了。
第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我相信后者的关联是存在的。它源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与资本的交换、普遍的寻租以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等。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我们知道的是，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但还不够清楚的是哪个是主要的。
最后，当我们在谈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贫困放进来。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30年为减少贫困做出了世界瞩目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当我们还有1亿多的劳动力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就业的时候，当我们还有将近1亿人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的时候，也许最大的不公平是绝对的贫困而不是收入的相对差距。我们还需要快速的经济增长来逐步消除贫困。因此，在这里，贫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复杂化了。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面临更艰难的选择。我们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来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我们增长太快，又可能恶化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一个正处于资本形成加速的时期，国民收入的分配会多向资本集中，如果社会舆论引导不好，社会对收入不平等的承受能力会陡然下降，处理不好，还会丧失经济增长的好时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值得我们倍加小心。
修改后的文章已发表在《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25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