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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记述: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

  今天开始我将写一个系列的专栏,取名“改革记述: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目的是想回忆起我曾经记得的那些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事件讲成故事,而对故事的叙述以我的眼光为角度,它多半来自我个人的记忆,虽然也在必要的时候查证一些事例。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总觉得,三十年来,经济学家在这个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感受和经历应该是非常不同的。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经济学家这个队伍三十年来不停地从事研究、写作、报告,坚持不断地呼吁、讨论、批评和上书。他们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分裂、争论和相互指责。这些事件和情节只有身在这个队伍里才能观察和体会到。而我的观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之时,而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的最精彩纷呈的岁月。我的记忆难以抹去。

  从去年我就开始思考和酝酿着动手写一本记述这三十年间精彩故事、且又可以轻松阅读的书。对书的模样我做过很多种幻想。今年初的一天,我在书店忽然见到一本刚刚出版的记录量子力学发展史的翻译读物。我自大学时代就喜爱阅读物理学史,可是这本黑色封面的书却还吸引了我。我买了这本书,在阅读中我看到了它的记述格式与写作风格。它以事件的发生过程为主线,把重要的物理学家放到当时的事件里,同时又不放过对这些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的简化阅读。这样的写法似乎正是我喜欢和希望尝试的。写出经济学家三十年来的精彩和个性,我似乎有了信心。

  但我缺少的是时间。于是,我横下决心,把夏天我要在加拿大度过的2个半月时间全部用于这样的写作。到8月底,我终于写出了3章,算是一个开头,也是一个模板。现在要以专栏的形式改写出来并继续向前推进。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从加拿大回国前,我去美国见了谢千里教授。我向他提及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他很感兴趣。他应一学术刊物的邀请正在撰写论文,总结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对经济学可能的贡献。在谢千里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验首先是验证了很多经济学的成熟的理论,也向很多被接受的理论提出了疑问,但更多的是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可以为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机会。

  我已经写完的内容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心展开记述的。前一个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生代经济学人,为价格改革这个神经般的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式,设计方案;而在后一个国际会议上,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初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经济学家当面求教的大题目。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谢千里教授之后,他的直接反映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经济学课堂。的确,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在内大家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过程。这个改革过程里面当然会有来自经济学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一代还是青年一代)从传统的书斋和经典作家的全集中走了出来,开始直面了真实的中国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去争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有多大,就变成无谓的,而且已经没有了价值和意义。

  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已经多年。写出过不少的研究论文,研究兴趣也颇为广泛。但除此之外,我还非常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本身和其他经济学家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我自己并没有像在京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制定过程,但仍自认为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我自己不写日记,但从10多年前开始我就记录着自己的学术流水账,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家有关的事件与研究活动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算是另一种参与和体验过程。这个习惯让我对我经历的、看到的和参与的事情存流着良好的记忆。当我动手写作这样的故事时,我头脑中的素材显得不怎么凌乱,很容易梳理起来。

  回想起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确异常活跃,不仅老年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而且他们与政府保持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形成双方互动的最难忘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打算这个系列专栏的开篇就从1984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写起。回想起来,这是我印象深刻和记忆比较周全的一年。这一年我念大三。我知道这个时期的前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在当时掷地有声的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当时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了很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重要事件。他们大部分都参与了其中。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不再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些在美国,有些在政府,有些成了相当有成就的投资家。

  我选择从“莫干山会议”这里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我要在记述改革的历程中讲述的更多的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从经济学家以一个集体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开始当然是最恰当的。在“莫干山会议”上,上百位“中青年经济理论学者”作为整体开始形成,走上了摆脱经典注释性的经济研究的轨道,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在记述这个会议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

  “往事回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那么津津乐道。而且我认为,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两个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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