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后，除了1979年的物价有上涨之外，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宏观局势在1984-1986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第一次由这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有人说，因为政治上的热情，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所谓政治上的热情，是指这样几件政治上的大事：一是1983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二是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最后一件大事当然是指1984年10月，那是建国35周年的大庆。
当时在中国的理论界，这通常应该是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最主流的解释。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经济学人的队伍正在形成中。他们对这样的解释一定是不满足的。初步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大多数青年经济学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转型和微观机制上去解释通货膨胀的形成。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里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通货膨胀，而且他们试图使用全新的语言和角度来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并分析宏观现象。例如，新生代经济学人在概念上创造性地用“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来解释通货膨胀。事实上，那个时候，研究投资基金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或者“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成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时尚”。不仅《经济研究》杂志上不断发表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大量理论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就专门对消费基金(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而且参与这个报告写作和讨论的几乎都是青年的经济学人。
大多数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消费和投资支出膨胀的经验现象是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微观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励机制发生微妙的变化，最终引起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者“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那么，为什么新生代的经济学人对消费和投资膨胀这么感兴趣呢？今天看起来，恐怕主要原因是，新生代经济学家正在实现着“研究范式”从注解型向解释型的转型，而消费与投资基金的膨胀现象正好满足了这些经济学者的范式转型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对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给出的有影响的经济学解释明显地带有这个实证的色彩。
但是，当新生代经济学人的兴趣重在解释现象的同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对1984-198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激烈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与年轻经济学人的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的这些争论更加政策导向，更现实，也更具政策的影响力。老一代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今天要好很多。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往往也存在着与经济学家内部一样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直接决定了谁将在最后出台的政策中占上风。
简单地说，老一代活跃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这取决于怎么判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以上两种观点和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比较大的倒是学院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如果要实行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在争论中，学术的分歧有时甚至也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当时的这个争论和分歧做了一些记录。他提到，当时的激烈辩论中，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非均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民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不过，吴敬琏教授在这里并没有公开提到谁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脚注里把他提到的这些言论的出处做了注释。根据这个注释，它是出自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
与上述观点完全不同，支持和主张实行紧缩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主要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要比较宽松，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吴敬琏教授认为，“刘国光是这种‘良好环境论’或‘宽松环境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刘国光在1979、1983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多篇文章反复阐述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的必要性。当然，吴敬琏教授本人在这个时候也是积极主张反通货膨胀的。
在1984-1985年间，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辩论，对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选择当然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1985年2月初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数月内并未见效，宏观形势继续朝膨胀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也并未停止。这个特定的时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起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那个著名的“巴山轮会议”。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国外经济学家对宏观管理的经验介绍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但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这个会议的声音和结论能真正影响对于是否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正犹豫不决的中国政府。
按照吴敬琏教授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吴敬琏教授还透露，会议上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宾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三紧”的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紧接着，在“巴山轮会议”之后，1985年的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1986-1990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
这算是1984-1985年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和“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