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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试验场

  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8月1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总之,中国的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这么说:30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解读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这话听起来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对于3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得当的试验,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而当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决定把一个临近香港的南方小镇辟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场的时候,迎来的还多半是阻力、怀疑、挑战和指责。这才有了上面邓小平先生有所针对的那段话。

  30年来,尽管风雨坎坷,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它有1979年第一个引进香港的“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个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标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会公开发行(IPO)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全国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还有1990年第一个探索出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的模式;它是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和实行劳动就业合同制的第一个尝试者,是最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也是实行党、政、企业分离,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引进招聘上岗制度的先锋。

  1987年春,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乘火车南下,去了广东的广州、深圳和珠海。那时,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随便进去的。出发前,我们在上海办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续。今天我对珠海的印象并不深,可能是那个时候珠海特区才刚刚建设。只是还记得,我们在珠海住在一个还没有完工的楼房里,虽然尚未完工,但珠海人却已经把楼房的房间作为旅馆出租了。我们还去了拱北,参加了一个环绕澳门岛的游船观光,能看到澳门岛上的一些高楼大厦。这是我现存的对当时珠海的惟一印象。

  而在深圳,我的印象就相对深刻了一些。那时深圳已经建设了好几年,一些现代建筑和购物中心已经建成不少。晚上走在热闹的中心地带,广告牌灯光眼花缭乱。由于很多商店只接受港币,我们只能进行所谓的“windowshopping”。我们还去了新建成的深圳大学,并住在大学的招待所里。从深圳大学那里,我们搭乘小巴车去了蛇口工业区参观。其实对于深圳,今天还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就是它那时刚刚流行起来的小巴交通。这种小面包车用作公共交通的工具,它不像原来的大公共汽车那么固定时间和线路,而是以灵活便利赢得乘客,均为私人经营,非常具有竞争力。香港至今还存在小巴车来缓解公共交通的需求。我想那时的深圳一定是受了香港的影响。

  另外,上世纪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设法要去一趟被群山包围的所谓“中英街”。“中英街”是在沙头角镇上的一条小街,一边归属香港,一边归属深圳。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虽然去不了香港,如能钻进“中英街”上香港那一边的商店逛逛,也满足了好奇心和虚荣心。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大陆人跨到街道那一边的香港商店里,中国的警察是要喊叫他们出来的,因为大陆人被允许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另外,去中英街前,先要到深圳公安局办理通行证,而且必须说明为什么要去中英街才能被批准。我已记不得当时我们编造了什么理由拿到的通行证,但我只记得我在中英街买的一块香港布料至今还锁在家里的衣橱里,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

  30年过去了。深圳不再处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风头浪尖。可是,作为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政府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目的,学者们确曾有过不同的解释和讨论。一个纯粹的看法,也是大多数研究文献的基本观点,认为深圳特区的设立在战略上应该理解为中国政府实现开放并与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一个“桥梁”和“窗口”。不过,对于这个纯粹经济理性的逻辑解释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挑战。比如,《亚洲公共管理杂志》在1985年年底出版的一期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特刊上,邝启新(JamesKung)博士发表了 “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源与表现”的研究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假如经济原则是适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类似的政策为什么不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天津采用,那里现有的工业基础和熟练劳动力的环境更适合于外商投资。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些城市采用当前的 ‘增长极’战略的话,单位投资的边际成本会更低。”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在邓小平和中国改革领导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寻找一个体制试验场和改革突破口的努力。换言之,我们最好还是把深圳特区理解为一个试验场。邓小平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明白,突然开放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社会风险和代价极高,而且在那个时候,外资是否对中国政府的全面开放政策拥有足够的信心与安全感,仍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深圳作为试验场,利用其比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新体制试验和吸引港澳资本的落户政策,最终向西方投资者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选择已有的大城市作为特区试验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结果。

  可是,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了深圳呢?为什么深圳这个边陲小镇能进入邓小平的视线呢?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起来它与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屡禁不止的偷渡逃港的政治事情不能不联系起来。周其仁教授2008年1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也曾提到,这个事件对中国未来的开放埋下的契机。

  很多人说,深圳过去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其实,它显然并不宁静。宝安县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偷渡事情,还闹到了周总理那里。关于宝安的那一段并不宁静的日子,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资料显示,1898年即光绪24年4月21日,清政府在割让了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后,又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给了英国。这样一来,深圳河事实上就成了一条“疆界”。河对岸的香港在上世纪50-70年代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而河这岸的宝安县 (新安县在1913年改为宝安县)却因为它的“边防”地位而被封闭起来,经济和社会长期都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在1951年宝安封锁边界之后,偷渡就发生了并不断蔓延。根据黄也平主编的《中国大决策纪实》一书提供的数据,宝安县的偷渡高潮分别发生在1957、1962、1972和1979年。行动外逃的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1979年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头一个月就发生了3054人次老百姓的逃港事件,逃出1855人。

  关于1979年的那一次偷渡事件更是来得凶猛。陈宏在《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中提到,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最有意思的是,董滨和高小林在他们的《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以及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都特别提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11日就选择南下广州。作为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委向小平汇报了深圳这个不足3万人的小镇出现的恶性“逃港”热潮。而邓小平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还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话在当时着实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不解其义。而等到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才终于破了题。针对保安的逃港事件,谷副总理当时是这样说的:“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不知道今天的香港人从罗湖桥上走来深圳时,是否知道30年前谷副总理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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