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多的批评？

 

在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并不难想明白，在上世纪80年初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环境不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实行特殊的制度试验和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仍然是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自然首先在特区的制度是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于光远先生前几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个小片段：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性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都搞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吴南生说他手边有这个人讲话的原件，他是按照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说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于老自己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1983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于老的文章“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区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区而是经济政策和管理的特区，而且特区里仍然有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象，他的这个看法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数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认为深圳特区的性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北京周报》1984年1月21日发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设立深圳特区的目的是通过收买政策实施同国外资本和华侨资本的合作，引进它们的技术和管理，最终是发展社会主义。这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靠收买政策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合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当中国大陆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正在为深圳特区纷纷定性的时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开始对深圳特区5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为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这个结论来自他的简单而“定量”的分析。

根据他的分析，第一，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深圳特区尚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1983年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陈文鸿指出，特区其实赚了内地的钱。他在文章里诙谐地说“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最后，陈文鸿又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的，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结论。例如，陈文鸿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的结论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经济学家还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为见长，而陈文鸿的文章虽然简单，但却是“让数据说的话”。所以，文章虽然没有涉及到深圳特区的性质，但却提出了让那些关注深圳特区性质的人感到鼓舞的问题与结论。而且，显然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风格在那个时候肯定最具杀伤力、影响力和传播价值。于是，文章一发表，引起哗然。而如果是在互联网的今天，陈文鸿的名字定会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仅仅是陈文鸿，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深圳特区有相似逻辑的批评。这里让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与华大伟（David Wall）教授的一场对话。我前面曾经提到，华大伟先生在那个时候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到了萨塞克斯大学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他对我说，那个时候正在为世界银行准备一个评估深圳特区的背景报告。他拿出了一些他写就的有关的文章。他对我说，希望我能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同时也能参与他的这个项目。我问他对特区的基本评价是怎样的。他直截了当地说，经济特区是一个扭曲的环境。它像磁石一样把内地的资源吸引过去，短时间里产生耀眼的光芒。

正在这个时候，在成都的《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在英国期间能为《经济学消息报》写点评论文章或者开一个专栏。我答应了并开始动手写一些评论。有一次我对华大伟建议，也许我可以把你关于深圳特区的文章编译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于是《经济学消息报》不久在第一版就发表了华大伟的文章。题目是“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他说这是他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是1993年的春天。

总之，在深圳特区建设的最初阶段，尤其是特区的试验在党内和政治上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深圳遭遇到这些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自然就倍受关注了。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1992年1月19日“南巡”中再次来到深圳。他在深圳参观过程中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之前的那场争论的火药味。

1月23日邓小平在深圳开往珠海的快艇上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我们推行三种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不搞争论，那是政治上的务实和策略。但争论的过程确实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了这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试验主义的改革，尽管有其策略性的意义和价值，确会产生局部与整体经济体制的落差，如果处理不当，将引发普遍的“寻租”现象。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深圳特区的管理体制时常常会用发达国家的“企业区”（enterprise zones）或者国际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作为参照组。深圳特区在当时显然已经超出了“出口加工去”的概念，也不在是完全封闭的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深圳特区还在鼓励和促进与内地省份和内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所谓“内联”）上大做了文章。这本来是一个想推动深圳特区与内地省份经济联动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诱导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内地企业利用深圳这个特区而寻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