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到今天，甚至再早些年，特区的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了。但是特区这个大胆的试验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界引起的震荡至今还有余波。只是对于80后的新人来说，特区的故事更像是编造出来的，也许难以相信这个诞生曲折而又显得多余的试验。
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这30年，从我们眼前闪过的一定是一个个精彩的历史事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个事件看上去是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发生的，而且涉及到不同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像电影胶片一样的连接起来回放，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不是随机的、杂乱的，而是像脱离链子的珍珠一样，是一连串发生的，是有逻辑的。正是这个逻辑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眼球。经济学家们试图来归纳这些事件发生的逻辑，并评估它们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的重要性。
不过，关于深圳特区的早期研究文献里，绝大多数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深圳特区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面，或者对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结构的一般分析。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献出现。这些文献把中国的深圳特区与其它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或者自由贸易区等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当然，早期对深圳特区进行批评的文章也多半是一般的描述分析和规范分析，少有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之上的研究成果问世。
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深圳特区 （或者全部的经济特区）的存在是否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存在“扩散”的正面效应。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类似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是否对本土的企业产生技术上的扩散效应一样。经济学家对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技术扩散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结论上还不是那么确定。但就早期而言，经济学家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却是不足的。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经济学家对空间变量在经济解释中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从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变化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时候，创设特区和推进沿海发展战略的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正面效应，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要更好地理解并且研究一个特定区位上的经济活动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性”。而且我们需要把区位和地理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性的生成问题中去。在经济地理学的文献里，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在城市经济学的范畴内被提出来并被这样加以表述：以技术或者知识在企业间的扩散为话题，我们要弄明白的动态扩散机制是，一个特定地区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内学到东西，还是主要从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
经济学家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企业主要是从自己的产业内学到东西，那么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或者技术的采纳过程就会明显得益于一个“集聚”效应。这是一种属地化的外部效应。一旦存在这样的效应，企业当然就趋向于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或者城市。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扎堆”。
而如果某个特定地方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并且面临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存在一个所谓“城市化”的外部效应。在这种外部效应下，技术和知识的扩散需要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1992年 ， 包括 Glaeser和Shleifer在内的四位经济学家联名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很短的论文，“城市的成长”。对于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复兴而言，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随后，在1995年，同样的杂志上发表了Henderson等另外几位经济学家合作的论文“城市的工业发展”。
我之所以说这些重要的经验研究文献复兴了城市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是因为关于外部经济和空间经济学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朔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加拿大籍的简.雅各布1969年出版的 《城市经济》的著作里。
得益于过去十多年一些经济学家在空间、地理和城市经济学上的前沿工作与贡献，这些年来，使用空间地理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和分析技术，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整分模式和产业组织结构的文献也开始不断涌现。我在这里只想提及几年前我读到的CecileBatisse写的一篇论文“动态外部性与地方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特区试验计划和沿海开放战略是怎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先后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工业行业在中国各省的区域化状况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说，什么行业变得更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省份，而什么行业在地理上的分布变得更加分散了。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度量上的方法把这个问题量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自然是，这些工业行业的地理分布 （集中或者分散）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Cecile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在每个省份的所谓地方化 （或者专业化）的程度进行了测度后发现，能源（石油、天然气等）产业集中主要在北部和东北省份，而大多数接近消费者的市场导向的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作者把每个省的专业化指数进行加总之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明显出现了区域化和地区专业化的趋势。
那么，当一个省份在某些产业上形成了比较集中和专业化的结构之后，它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经济学文献上，对于什么样的产业空间分别更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消化，经济学家是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支持的。一个理论认为，产业朝某区域的集聚和较高的区域专业化的程度有助于技术的扩散和消化，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也有另一个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产业越分散，越异质化和多样化，越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与学习，从而越促进产业的成长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产业空间分布的演变模式，Cecile对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说做了一个实证上的检验。
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1984年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对后续的产业增长有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产业在一个区域早期越集中，后来越不利于产业的增长；第二，1984年的产业竞争指数对后续的产业增长却有积极的影响。这意味着，给定一个产业的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越多，这个地方的动态效率越高；第三，产业的多样化指数对后续的增长也有正面的影响。这就是说，企业在一个产业多样化的环境里更有利于其成长。产业的分散化和多样化在一个地区要比产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增长；第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说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成长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
有意思的是，作者进一步把数据按照地理的区位分成了两个组再分别进行回归，一个组包含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另一个组包含所有其余的省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检验产业的多样化更有利于产业增长的这个结论是否过分受到了地理位置的显著影响所致，或者说，是否因为某些地理上的因素导致某些产业对多样化指数、竞争指数或者专业化指数这些变量更敏感。回归结果发现，那些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似乎与内地的产业不同，前者明显受到产业间的外部性的正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内地却不明显。这意味着分布在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对动态外部性比内地企业更敏感。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研究的所有四个结果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帮助揭示了一个关于企业之间的动态外部性和技术在空间上扩散的机制。由于执行了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让中国的这些沿海地区更好更快地接受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和接近国际出口市场，发挥了比较优势，并通过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迅速向内地和行业扩散技术和管理知识，整体加快了产业的成长进程。
除了动态外部性和产业成长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之外，其实特区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在特区进行的体制改革和试验不断地被全国其他地区仿效。这也是一种知识的溢出效应。而且随着特区的经验不断被推广，模仿新体制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新体制的这种动态外部性最终也就消除了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租金”差距，避免了早期我们看到的跨地区的寻租活动。
关于经济特区的记述，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能体会到，当年参与深圳特区决策和建设的一些离退休的地方领导人或者中央政府的官员今天在回忆自己亲历深圳特区成立的前前后后，一定百感交集。在深圳特区成立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刚考入大学的学生。30年后，我是以一个经济学者的头脑在寻找我对深圳特区的记忆。我的很多朋友都说我的记忆力特别好。的确，我可以把一些我曾经听到或看到过的事件与文献的主要细节留存在我的大脑里。即使几十年之后，我仍然可以清晰地记起这些细节的信息，这使得我在写作时可以顺着我储存的信息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这些资料和文献，而且基本上没有出错。因此，我这里记述的“特区”首先是来自于我长期储存起来的记忆信息，另外在我看来，这也是经济学家眼里发生在30年里的非常重要的改革事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