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中央及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南方的经济特区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加工贸易的制造基地，到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又迅速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浪潮，以接受跨国公司落户和接受制造业外包为主体，以出口贸易为导向，以外商投资为战略，打造起了先进制造业的基地，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在这个工业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得到迅速改善，城市化水平获得不断提高，人均GDP从20年前不足1000美圆上升到7000美圆，一些城市甚至达到了1万美圆的水平。
上海在过去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利用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举了中华牌，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吸引力大幅度增强，成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窗口。尤其在过去10多年里，国际上著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抢滩上海以配合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长远目标；跨国公司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项目纷纷落户上海，为的是占领中国市场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城市功能再造、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和世博会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实施使上海的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连续保持了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扩张速度，成为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引擎，也大幅度提升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平和形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和发展作为一种早期的启动战略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拉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落差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必然使中西部地区尽快为经济起飞和发展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意味着在沿海地区不断缩小与中等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时候，中西部地区必将把缩小与东部的差距作为战略选择。另外，在国际上，随着“金砖四国”以及亚洲、南非和拉美等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入到经济起飞的阶段，中国沿海地区正在面临在招商引资、出口加工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日益加剧的竞争，经济发展战略向中西部和北方调整也势在必行。为了顺应这些趋势，中央先后实施了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与打造天津新区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巨大的增长效应，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也必将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当前，中部的崛起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主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要根据国家战略布局的变化来认识和研究新的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2010年世界博览会以后，上海要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原有规模和速度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上海人均资本存量（包括已经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饱和的程度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继续保持固定资本形成的原有扩张速度已不现实。另外，从上海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事实来看，上海经济要继续保持原有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困难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的。这是经济的“收敛规律”。同时，从跨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上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增长的质量往往也是成反比的。这也是一个可以解释的规律。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很好的战略准备，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由增长速度拉动、资本扩张支撑的做量方式向人力资本和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的转型。当前进入到这个转型前的震荡期，我们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战略的。
在固定资本扩张和人均资本存量处于高位的局面下，持续扩张单一要素（如资本和土地）和提高单个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手段终将面临着挑战。上海未来的经济发展显然是要致力并依赖于持续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具有相同数量的投入要素的条件下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出（附加值）的能力。与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引进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不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主要是更高的人力资本的水平。综合要素生产率是与教育、培训、大学、研究与开发、政府良治、管理能力、创业精神、公平竞争的环境、宽广的融资渠道、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赋能因素发挥作用的综合结果。它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相联系。在发达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GDP增长的80%。经济学家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源泉戏称为“灵感”（inspiration），而把单个资本要素起的作用叫做“汗水”（perspiration）
上海需要率先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源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致力于提升和保护上海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力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功能是推动上海的经济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核心手段。金融和融资、贸易和服务贸易、市场交易、物流、通讯、信息、旅游、咨询、卫生健康、艺术、文化、娱乐、出版以及与先进制造业不可分割的派生服务业的发展都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有效的政府服务相联系。
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海需要更大胆地探索各级政府在治理、法制、监管和服务功能上的新体制。建设小而强的政府运行模式。也需要有更长远更合理的人才与移民政策，在建设人才高地上需要引入更加灵活和国际化的“最佳实践”的政策，上海需要争取和用好国家给予地方在金融、航运、贸易、信息以及其他服务业领域的立法自主权，推进市场制度标准化的进程，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市场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方面的差距，在制度上尽快融合到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最佳实践中去。上海现有的政府职能配合了以抓项目投资、国有大企业和吸引外资落户为特征的粗放增长的目标。上海要向香港学习服务型政府的运转机制和制度建设，借助国家批准的浦东综合开发实验区的东风，认真探索和推进政府职能和体制的根本转型。
上海也需要反思高等教育的落后的投融资体制和大学科研机构落后的治理模式。上海的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与它的经济未来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其发展严重滞后，现状值得担忧。本地大学的研究水平、师资水平、大学治理亟待提高和加快走向国际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上海应该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率先突破现有陈旧的管理体制，加快推动与国际上先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战略合作联盟与资源共享，总结中欧国际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等成功的经验，尽快在提升大学教育水平和研发能力上有实质性的突破。
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在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上海要总结经验，继续致力于营造创业和创新体制的工作。不仅在科技领域，在文化、艺术、学术、以及其他领域，也要持之以恒地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和推动民间社会事业发展的更优越的体制环境。上海本来就是一个滩，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人为地造起了不少的“山”，只要我们有更开放、更务实、更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创业精神，上海将会继续在中国经济奇迹中扮演独特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