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一口气阅读了《华人金融家》一书，黄鸿年先生在资本市场上的非凡成就和他的传奇故事格外引人入胜，以至于我忘记了自己对飞机颠簸的恐惧。
这次的国庆长假我和太太去新加坡的私人访问正是黄先生邀请的（与我们同行的还有胡永刚教授）。这是我首次与黄鸿年先生见面。之前，我从很多在大陆的业界精英那里总是可以听到关于黄先生曾经在大陆收购国有企业的某些片段。我知道他是前中策集团的主席，的确曾大批收购改造过中国地方的国有企业。
其实，今天只要你GOOGLE一下，就会看到更多的对黄先生的报道和介绍。黄先生被称为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在《华人金融家》中，介绍他的文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这次在新加坡访问期间，黄先生出人意料底与我们四次在一起吃饭、聊天，讨论中国的经济时局，也交换对很多经济问题的看法，每天如此，平均每天两次。完完全全地印证了黄先生曾经改动过的毛泽东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毛主席的原话应该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黄先生完整地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并与他们交往。1991年黄先生还拜会了金日成主席并建议他到西方去看一下。
在饭桌上，我对黄先生的印象也全然像下面这段文字描述的一样：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黄先生最近捐款李光耀政府学院并将为中国的“市长班”发表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演讲。说来正巧，我应邀即将在广州的“岭南大讲堂”发表我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演讲。这次有机会我和黄先生持续交流了有关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看法。我特别注意到黄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如果没有华国锋对“两个凡是”的真正的反思和主动辞职，也很难有1978年底的那个转折点的到来。
尽管我多次来新加坡出席会议并高度关注新加坡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了解并不多。这一次短暂的私人访问增加了我对新加坡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的更多的知识。我与黄先生在一起的时间里虽然较少谈论新加坡，但黄鸿年基金会的吴小姐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崔女士在陪同我们观光访问时更多的谈话却是关于新加坡的。我对这个由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印尼人等组成的国家如何确立各民族平等共存的“基本原则”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新加坡的小印度村和马来社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过去都说新加坡是“花园国家”，其实新加坡更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的典范，各种文化和民族和谐共处，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新加坡远不如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富裕，而今天新加坡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奇迹过去20年来总是成为“东亚奇迹”中最典型也是最有争议的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新加坡籍的博士研究生写出其博士论文，发现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贡献根本不如一般想象的那么大。之后，新加坡的增长模式便一直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笔下的故事，甚至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增长模式更成为经济学家的“双城记”（Young 在1990的论文中用了这个说法）。1994年代，Paul Krugman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写了篇大众文章，再次批评新加坡模式，认为它的增长是苏联模式的亚洲翻版，并借用毛主席的“纸老虎”来形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
这次在新加坡，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种下的树。我相信，邓小平与李光耀那时的会面以及新加坡的发展模式一定影响了邓小平先生对中国的长远思考。上世纪70年代的这段历史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当邓小平1976年从江西南昌回来，再次复出之后，就频繁派出政府考察团去新加坡、日本和欧洲访问，显然是策略性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