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阻力源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
　　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
　　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