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二年来，为了重新启动经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从1996年5月算起，已七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放松信贷控制，甚至大幅调低实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上则实行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于去年增发1000亿元基本建设国债。但是实际效果不佳，经济启动乏力，形势十分严峻。
过去我国经济一向是“一放就活”，这次政府使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经济增长却依然启动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已出现了两个结构性变化。首先，我国的经济已经告别了短缺；其次，银行贷款的责任硬化。
在过去长期的短缺经济之下，企业总认为只要投了资，把产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获利。而且，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必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投资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就会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货币政策的作用特别明显。但是，从1993年7月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银行体制改革已有了很大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大专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政府对银行事务的干预大大削弱，各大专业银行和其它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银行内部实行了贷款风险责任制度，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因此，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同时，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突然从“六五”期间的年均增长19.4％和“七五”期间的年均增长16.5%，跃升为“八五”期间的年均增长36.9%，这些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大大地增加了我国各类产品的供应能力。而在“八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才分别为7.7%和4.3％，消费能力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强，减员增效已经被确定为改革方针，政府机构也要大裁员，一些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下降，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也都是减少、取消公费福利，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大大增加。为了应付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满足预期会大幅增加的消费支出，维持未来生活水平不下降，普通居民家庭只有减少当前的开支，增加现期储蓄。因此，等“八五”期间的投资项目陆续在96、97年建成投产时，我国不仅告别了几十年来的短缺，而且，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现在，许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幅度超过30％。
在过剩经济下，企业不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在借钱要还的前提下，即使利率再低，也不敢轻易借贷，投资需求必然不旺；而且，银行也自然会出现惜贷的现象，以前非常有效的货币政策当然不再凑效。同时，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开工不足，对劳动力的使用有限，职工收入下降，而且，企业破产、职工失业的可能性增加，消费需求增长也将萎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约占整个经济总需求的85％，这两方面需求增长的下降和萎缩，反过来又强化了生产能力过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疲软的状况，形成了难于走出的恶性循环。日本在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以后，消费萎缩，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日本政府使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各种手段，至今已近9年，不仅未能走出上述恶性循环的泥沼，而且，每况愈下。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是在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盘后，国民财富萎缩，消费急剧下降，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而引起。直到1944年，美国参加二战，全面军事动员，才使美国最终走出生产能力过剩所导致的恶性循环的漩涡。到底中国能否顺利走出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市场疲软的困境，并继续在较长的时期里维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许多人甚至担心中国经济将从此丧失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增长的能力，不断为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所困扰。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十分重要，是目前国民经济能够走出困境的关键。
总需求包括民间消费需求、民间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和政府需求四大块。从理论上说增加出口需求和政府需求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但1998年出口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2％，出口中有一半靠进口原材料，因此，即使采用各种手段能使我国的出口增长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更何况，中国的周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很大，要增加出口有很大的难度。因此，要增加有效需求，似乎仅余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一途，也就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更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支出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不足是难以凑效的。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相对重要性逐渐下降，财政总收入在1998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1992年以来国家投资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5%以下，1998年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国家投资比重也只达3.4%。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有限。事实上，美国的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虽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但在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上作用有限，对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时生产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并无多大助益。
从日本经济在1991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形成消费不足、生产能力过剩至今未能走出困境，以及美国经济在1929年出现危机，直到1944年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军事动员才走出生产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的经验来看，象我国当前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普遍出现30％甚至更多的过剩时，一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刺激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都会失去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我国的经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有因为结构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实现需求的条件。否则，我国的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将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目前的中国与30年代大危机中的美国和90年代以来的日本相比，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市场，而且市场的潜力很大，远未饱和。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最为严重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25.2%（见附表）。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对我国市场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农村有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1300台。因此，一旦这些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成功启动当前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早在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效果却十分不佳。然而，其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太低，1998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略高。1991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68.4台，电冰箱48.7台，洗衣机80.6台，分别比1998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高出1.1倍、4.2倍和2.5倍。而在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价格要比供应还比较紧俏的1991年价格低许多。诚然，农民的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具有不可比性，农民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化肥、种子，上缴各种税、费、提留，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1997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存收入为3,457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71％，即使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广东农村居民在1997年实际可用来消费的收入也一定比1991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在1997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的拥有量也远低于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见附表）。由此可见，收入不是限制农村消费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建房而挤压了其他消费。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同为家电产品的收录机，199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为32.6台，与城镇居民1991年时的34.7台相差无几。1997年广东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达50.3台，比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拥有量高出54.3%，高出的水平和其较高的收入水平相当。
为何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需求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缺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才可。但目前农村电网老旧，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5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如果，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发射一颗可以把电视信号覆盖全国农村的电视转播卫星，在各个自然村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我国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可以对启动经济很快发生作用。如农村自来水供应系统，全国有行政村74万个，有一半没有自来水供应，假设在37万个村，每个村建一个水塔和相应的管道设施，投资10万元，全国总计只需要370亿元。如果政府提供一半的财政补贴，农民自己提供一半的配套资金，则政府的财政支出只要185亿。一旦自来水供应问题得到解决，除了，将会刺激对洗衣机、电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会掀起农民自发的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进一步刺激内需。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的萧条陷井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的启动市场。以新农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除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