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论述的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是“劳动分工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和市场的规模成正比”。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促进了分工的细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顺应这种要求，产业革命以来信息记录、传播与处理一直是技术革命的重要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并因此逐渐形成方兴未艾的IT产业。1971年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上市服务的美国NASDAQ证券交易系统建立，吸引了一大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从1992年开始，NASDAQ迅速扩容，股价连年翻番，1998年底综合指数已经达到2166点的历史新高，1999年第一季度成交量已经超过了老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2000年3月综合指数更越过了5000点。在这段股市空前繁荣时期，涌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IT企业。Dell计算机公司的股价从1991年的1.5美元升到73美元；Intel由1991年底的5美元升到119美元；微软公司则从不到6美元上升为139美元，等等。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风险投资业在美国兴起，极大地支持了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IT产业的崛起与风险投资业和NASDAQ系统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孕育了一个个近似神话的投资故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从美国IT产业的成功中受到启发，近一、二年也纷纷设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以发展IT产业，并和美国一样带来股票市场的空前繁荣。香港的恒生指数因而在沉迷了近两年后，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在2000年初冲上了17000点，连连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韩国的KOSDAQ 在1999年上升241% 远高于美国NASDAQ的86%的升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IT产业也出现了迅猛发展之势，许多人对IT产业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将其作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和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认为IT产业在发达国家还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现在加入竞争，差距未远，应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寄望能够在尖端的IT产业发展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并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赶超发达国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几代人的共同的愿望，如果发展尖端的IT技术，真能实现我民族百多年来的愿望，当然求之不得。的确，我国是个大国，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IT技术在我国可以运用的范围很广，对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事关重大。但是，IT产业涉及面很广，我们是否应该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在IT产业的所有领域都与发达国家一较短长？我们是否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换句话说，发展IT产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否象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按比较优势的原则，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产业入手，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再来进行产品、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策略已经过时？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它所提供的信息处理、信息交换、信息储存服务能够使一个企业的内部管理、生产组织、库存、销售安排等更为经济、合理，大大降低营运成本。我国现有的产业，包括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也应该积极运用这种新的信息技术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利润率。比如传统的纺织业在经营管理中也可以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加强存货、信息处理、广告等的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知识经济时代并不改变成本和效益的基本经济学原则，一种新的技术在现有产业中的使用只要带来的效益大于采用这种新技术的成本，包括购买、学习这种新技术的支出和放弃、拆除旧技术的费用，我们就应该积极采用这种新技术于现有的产业中。所以在运用IT产业于原有的产业的问题上，我们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新技术并无不同。而且，在IT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非IT的传统产业如食品、服装、汽车等在国内和世界市场的需求并未萎缩，我们仍然应该按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有关的产业，紧紧地依靠我们的比较优势占领这些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在出现IT技术以后的新经济时代，我国是否应该发展IT产业，如果要发展侧重点应该放在那里，是个较有争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推广运用IT技术的新产业，一是IT技术本身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产业。
一种新的技术如前所述可以运用于已有的产业中，以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率之外，有时也会围绕着这种新技术的运用而出现新的产业。如蒸汽火车的发明而出现了铁路运输业，飞机的发明而产生了航空运输业，电报、电话的发明而出现了电信业。同样的道理，IT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IT技术的运用而出现了门户网站和B到B以及B到C的电子商务的新商业形态，对广告、销售、信息传播产生了近乎革命的影响。就像火车和传统的驿马车的比较一样，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和旧的商业形态在功能上相同，但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给消费者更快、更好、更多选择的服务。这种新商业形态是新出现的，这几年在欧美发展得热火朝天，我国应该如何对待？
电子商务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未达到规模之前只有投入而难有产出，而市场厮杀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只有一两家生存下来成为大小通吃的大赢家，因此，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上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且要面对很大的风险。就像100年前还在使用马车和轿子的时候，面对火车这种新技术，虽然修建铁路需要的资金比购买马车、轿子修建传统的道路巨大的多，但只要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量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达到一定的规模，修建跨省跨州的铁路不仅是经济合理的，而且可以推动两地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要把全国发展成统一的大市场，特别需要低成本的信息和商业交易手段，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发展，我国应该创造条件，引进风险投资，积极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新产业。
至于IT技术的生产本身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又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方面又可进一步细化为研究开发（R&D）、核心芯片和主要元件的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
IT技术的研究开发目前主要集中在美、欧、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主要元件像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的生产，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经济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省也占有相当的份额，至于发展中国家在IT技术的生产上一般只是最终产品如计算机、键盘、显示器的组装，和外壳或一些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争议最多的是我们是否也应该在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上和发达国家一争长短。
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以1998年为例，几家IT产业大公司的研究发展费用大致如下：惠普公司耗资23.7亿美元，英特尔公司耗资26.7亿美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耗资56亿美元，康柏电脑耗资45.49亿美元，日立公司耗资45.29亿美元，北方电讯耗资42.09亿美元，爱立信耗资34.58亿美元，NEG耗资33.80亿美元，摩托罗拉耗资30.60亿美元。当核心技术开发出来后的大规模生产上，所需的资本投入仍然很大，但和研究开发相比就小得多了，以计算机的芯片为例，每条生产线的投资大约要10多亿美元。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则相对来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
IT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分布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个经济在决定IT硬体产业的发展上，比较优势仍然是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大致相同，比较韩国IT产业最著名的三星电子和台湾IT产业最著名的台湾绩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绩电）的表现很能说明这点。韩国的资金密集优势不如美、欧发达国家，三星电子以开发技术等级比发达国家开发的计算机的中央处理芯片低一档的记忆芯片为主，取得相当的成功。台绩电在初创时则在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不作研究开发，主要依靠引进技术，然后根据用户需要加以改造，从事硅片、芯片等产品的生产加工及服务业务，只有在最近一、二年才开始研发一些技术等级较简单的芯片。从产业的等级上台绩电不如韩国的三星电子，然而，1997年台绩电的营业额达新台币439亿（约14.6亿美元），毛利达新台币211亿（约7亿美元），净收入179亿台币（6亿美元），台绩电的总资产为1085亿元台币（36亿美元），资金利润率（净收益/总资产）16.5%；而三星电子在1997年的营业额为153亿美元，毛利润为48亿美元，但因每年要投入10多亿美元的的研发费用和高额的管理、销售支出，其净收益仅为1.02亿美元，三星电子的投资规模非常大，在1997年时固定资产净值为50.6亿美元，加上其他资产，资产总值达161亿美元，资金利润率仅为0.6%。由于台绩电的资金利润率高，投资主要靠自己的资金积累，而三星电子的资金利润率低，自我积累资金的能力低，投资主要靠借债，1997年的资产负债率达223%。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必须依靠外债来补充其国内资金之不足，结果利润率较低。在1997年时，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当国外的金融风波一起，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时，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韩国经济也立即应声而倒，出现危机。台绩电走的是标准的台湾企业发展模式，根据台湾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和技术，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升级来决定技术、产品的升级。台湾企业选择的技术等级虽然较韩国企业选择的低，台湾最大企业的规模仅为韩国最大企业的十六分之一，但台湾企业通常利润率较高，几乎不用外债，因此，较不易受金融波动的影响。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台湾经济是亚洲四小龙中唯一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而且还保持6%左右的高经济增长，其道理即在此。在IT产业上，台湾虽然没有大的名牌产品，但发展非常神速，在2000年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
我国还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为人民币478.7亿元，高等院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为人民币54.45亿元。英特尔和IBM两家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加总已经超过我国全部科研经费，1998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为3126亿元人民币，大约只和IT产业10多家最大公司的研究发展的支出相当。固然我国的科研人员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工资低，在费用上能有些节省，但发达国家的研究积累比我国多，同样的研究他们成功的概率比我们高，因此，要取得和他们同样水平的技术突破，我国的支出可能省不了多少经费。IT产业的新产品价格的变化出现每18月就减价一半的摩尔定律，开发的速度稍慢一点，原来的投资很可能就完全付之东流。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和IT产业的几家大公司竞争，研究开发他们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产品。
金融资本的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金融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缩小的。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现阶段在IT的硬体产业中的定位应该是大力开发以组装为主的产品，由此，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IT产业在软件的开发和生产的特性和硬件有所不同，软件的研究开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设备非常简单。只要接受了和计算机程式设计有关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程式设计师的人力资本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IT产业软件发展上的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印度、以色列、爱尔兰、智利等国在国际软件市场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依赖的就是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在软件开发尤其是中文软件开发上将大有可为。目前我国在以英文为主的国际计算机软件市场上的竞争劣势是对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的了解不够、不及时，难于自主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我们可以和上述印度、以色列、爱尔兰和智利一样，加强与微软等发达国家的软件企业的合作，1998年印度30亿美元的软件业出口中，50%是由国外的软件公司提出产品的设计、规格，然后由印度的程式设计师编程的劳务输出，30%是依照合同开发新产品并出口开发成果，在这30亿美元的出口中几乎没有带印度自己公司品牌的产品出口。
IT技术升级非常快，在传统产业上有很大的运用空间，而且，又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新行业，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IT产业是不是会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导致中国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悲剧？
上述忧虑看似有理，然而违背一国的比较优势去进行产业和技术上的赶超，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一国最有竞争力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秉赋结构，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结构必须先在要素秉赋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我国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的产业占有很大的优势，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几乎已垄断了美、欧的市场即是证明。由于一国的技术、产业结构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秉赋结构，要提高一国的技术、产业结构水平必须先提高一国的要素秉赋结构的水平。根据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产业，将使该国的产品的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能占领国内、国外最大的市场份额，取得最大的利润，创造最多的经济剩余，使该国的资本积累最快，要素秉赋结构的升级最快，从而，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以最快、最可持续。
如果违背一国的资源秉赋条件，硬性去发展一些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为了保证生产这些技术、产品的企业的生存，政府就必须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和其它要素的价格，使这些企业能获得廉价的投入品，并给这些企业拥有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或使用高关税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和这些企业竞争。受到保护的企业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创新动力低，效率低，利润水平低，剩余少，无法担负起增加积累，提高整个经济要素秉赋结构的责任。而且，把经济中有限的资金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必然挤压了可以用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减少了市场份额，利润和剩余的总额，降低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要素秉赋结构升级所能做的贡献。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必然是减缓了整个经济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升级缓慢，经济的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从各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实行了资金密集程度背离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弦更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在二战后都先发展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纺织、轻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积累资金，然后，随着要素秉赋结构的升级再逐渐发展资金、技术较为密集的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结果到了80年代成为维一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97年开始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经济，其原因是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秉赋结构的产业，结果，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导致高额负债，当国内资金不足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在其它国家发生金融风潮时，也就难逃骨牌效应的影响，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
做人方面我一向主张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但是在关系国家命运的经济发展方面，就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为。我国发展层次还很低，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拔苗助长是要不得的。绝对不能一时头脑发热而不顾经济全局，孤注一掷地举全国之力于少数几个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够多的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我国的产业，以提高竞争力，增多利润、剩余和积累，加速我国的要素秉赋结构的升级。同时，加快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我们在IT产业的发展上，也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重点发展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软件和部分硬件，努力消化吸收国外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造，使之为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让信息技术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高我国各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效率和竞争能力，而不是热衷于开发少数十分尖端、资本投入十分密集的技术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