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在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这两年多来，我国政府灵活地使用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国内生产总值在东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仍然保持在7.8%和7.1%的较高年均增长速度上，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及东亚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物价继续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并未缓解。
通货紧缩是供给大于需求导致物价持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90年代初终于告别了在计划经济下长期存在的短缺。然而，接踵而至的是市场出现普遍过剩的现象，竞争空前激烈，许多企业设备利用率下降。据估计，我国许多重要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徘徊在50%上下，约有一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有的甚至低于40%。
生产能力的增长来源于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增长一直较快， “六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19.5%，“七五期间”年均增长16.5%，但 “八五期间”跃升为年均增长36.9%。其结果是在“八五计划”期间，生产能力大幅增加。 以国有经济为例，固定资产净值从1990年的10.8万亿增加为1995年的29.5万亿，为1990年的273%，由于新增的固定资产中通常包含了新的技术进步，因此，1995年的生产能力至少为1990年的2.7倍。非国有经济在这段期间的增长比国有经济还快。可是，在“八五计划” 期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6%，仅比“六五计划”期间的10.8%和“七五计划”期间的7.9%略高一点，最终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其增长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形成目前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
在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整个社会的投资意愿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职工将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导致职工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同时，我国这几年的医疗、保险、教育、就业、福利制度改革增加了职工未来的支出预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在1998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4.6%，当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双双下降，而生产能力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意愿更加不振，通货紧缩的情势更为严峻，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社会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将进一步下降，整个经济将会出现恶性循环。日本在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以后至今经济增长情况每况愈下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生产能力出现严重过剩而形成通货紧缩时，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内需是必要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999年略有上升，也只不过达到13.9%，其中，中央的财政总收入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8%，财政支出必须用在能够产生很大乘数效应的地方才会对通货紧缩的治理产生显著的作用。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需求都已经实现了消费，政府很难用财政刺激在短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这是通货紧缩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常会旷日持久的原因。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在占全国总人口69.6%，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1998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25.2%。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162元，略高于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1998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1998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47.7%、19.1%、28.3%。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如果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用电做到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未来几年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冰箱、洗衣机将不再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很快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其他行业现存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也消化掉。
而且，农村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施工期短，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较快、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出许多就业和收入机会，形成良性循环。农村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仅仅靠县、乡、村投资，往往力不从心，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只能伸手向农民要钱，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建议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办法，将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向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倾斜。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政府以有限的财政支出要达到启动市场的目的，必须把钱用在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以农村电网、电视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础建设投资正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