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问题，目前有两种相当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乐观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持续像过去23年的快速发展，然后再保持一种赶上美国的势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另外一种是悲观主义的看法，海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因为这些问题而随时崩溃。
乐观者的依据，是就任何一个经济来讲，其增长最终动力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创新有两种方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跟发达国家有个技术差距，技术创新除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采用引进的方式，而引进成本是远远低于自己发明成本的。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靠引进技术可以经济维持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从1979年才开始走上依赖引进技术为主来发展动力的模式，而中国在1979年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比日本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及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以依赖引进技术维持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50年增长应该不是一个过高的期望。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用23年，未来还有将近30年每年维持在7%、8%的增长速度，从潜力上来讲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中国要让这个潜力成为事实，就必须完成从计划 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过现在这个转型尚未完成，而且还有很多问题，因而不少人甚为悲观：比如说银行的呆帐跟坏帐的比例特别高。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受到影响，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人民币不可兑换，我们的资本帐户还没开放。现在我们加入ＷＴＯ了，开放是迟早的事，中国还会碰到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改革初期农村跟城市的差距是缩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但从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地区收入差距逐渐在扩大，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少农村的农民流动到城市中来。在经济发展状况好的时候，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下来，很多流动出来的农民可能就滞留在城市里，变成无业的游民，这对社会的稳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加入ＷＴＯ对中国一定有很多的帮助，但是加入ＷＴＯ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带来了不少冲击。比如说中国的农村经济，国有企业都面临着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城市里50%的人是在国有企业里工作；工业里固定资产的60%是国有企业拥有的；银行贷款的70%是贷给国有企业的，然而国有企业目前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只占25%。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对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面对WTO的挑战，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善的话，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到底未来中国的经济会像乐观者的预测或悲观者的预测，关键在于上述问题背后原因是什么，以及中国社会是不是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行进。这些问题虽然表现在各个方面，但它们背后的原因其实都跟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息息相关。比如说中国银行呆帐坏帐比例高的问题：现在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效益不高，钱借出去了还不了，就变成了呆帐坏帐。因此只有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银行的改革、银行经营状况的改善才能够最终落实。地区收入差距同样是跟国有企业改革息息相关的。中国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在制造业，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在农业，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在矿产自然资源。但是为了补贴国有企业，我们把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住，把主要矿产资源的价格压低，来补贴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样东部的制造业越发展，从中部拿到的廉价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的廉价矿产资源就越来越多，于是形成了中西部比较穷的地方补贴东部比较富的地方发展的状况，地区收入差距当然就越来越大，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轻工业产品已经占领了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这些主要市场的超级市场，所以民营企业基本上不会因为加入ＷＴＯ而感到太多的压力，入世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加入WTO的挑战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上。
国有企业已经改革了二十几年，到底如何改，有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造成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的亏损负责？当然是政府。所以政府只好给国企各种补贴和各种保护，甚至是市场的垄断。然而国家对国有企业并不完全知道到底生产多少，成本是多少，卖了多少，政府和国有企业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分清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亏损，和由各种经营性的原因，包含多吃、多占、多拿、转移资产等导致的亏损。国家在分不清这些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负担所造成亏损的状况之下，只好把所有亏损全部包下来。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只要有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的任何改革都是不会成功的，包括私有化。只要有政策性负担，由于这种负担是政府造成的，即使私有化以后，它们还是会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要保护。苏联东欧在全面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原来国有企业的保护和补贴没有下降，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原因就在于没有剥离政策性负担。实际上为什么过去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还是没有走出困境，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还没有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社会性负担：国有企业有很多冗员，那是过去政府政策造成的；国有企业有很多退休职工的养老负担，也是过去政府政策造成的，这就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第二个是战略性负担：中国是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在高科技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可是我们有很多国有企业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资本很密集的区段。资本密集的产业或是区段并不是中国的优势，而是资金丰厚的发达国家的优势。在这种开放竞争的状况之下，如果企业所在的产业区段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它在竞争市场中就一定会亏本，除非政府补贴它。
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就要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冗员应该下岗，而国家则应该有政策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应该设立社会保障体系，把企业养老保险从企业中剥离出来。资金过于密集这一政策性负担应该怎么来解决呢？我个人建议是可以分成几种状况：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是我们国防安全上最需要，从国外买不过来的，那就用财政拨款来继续扶植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如果说该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防安全上不是那么敏感，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到国际上去上市或和外国企业合资经营，直接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第三种情况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内市场，但拥有工程设计力量的优势，那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转产。转去生产国内有市场，而且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方面有相当多成功的经验。比如长虹，原来生产雷达，资金很密集，现在生产彩色电视机，那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最后，如果什么优势都没有，那么企业就只好破产。如果按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也是能解决好的。在没有政策性负担以后，国有企业只要经营者管理好，它就能够获利，国家就不要给与特殊的保护和补贴。前面所讲的银行的呆帐坏帐就能够减少，无需用扭曲的价格来补贴国有企业，价格就能放开，地区收入差距也会越来越些只要国有企业的改革好了，加入ＷＴＯ，对我国的经济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令人高兴的是在2001年通过的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文谈到的消除政策性负担的几个方面都已经作为政策包含在内了。
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可以逐一解决。我个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面保持7%或是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的话，对教育会产生很多的需求，而且会提出很多的要求，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这些要求：第一，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非常国际化了，加入 ＷＴＯ以后会更为国际化。入世带来很多机会，这个机会要求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能跟国外竞争，这就使得我们在管理方面、在法规制度方面必须跟国际接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是关起门来搞经济。现在我们必须跟国际的方式接轨。理科教育方面的情况可能要好一点，文科，商学、管理学方面中国跟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采取向国外学习、交流的方式是改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正是符合了当前教育的需要。我们北大国际MBA(BiMBA)与美国26所大学合办MBA，是开阔学生眼界的重要渠道。
第二，如果中国未来30年每年保持7%增长速度的话，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会是现在的8倍。目前中国农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2.3%，30年以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可能会降到30%或更低。也就是会有30%以上的人口会转移出农村,中国到2030年将有16亿人，30％就是5亿人，中国的教育必须要适应这五亿左右的人从农村迁徙出来在城市里生活的需要，城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要求，而我们在教育上必须有所准备。
第三，如果中国维持30年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增长8倍的话，那么中国的产业将会有相当高的提升。现在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来可能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产业结构必须不断调整、不断升级。这种不断调整不断升级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工以及经理人员必须具备能够不断面对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要求而去学习、掌握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必须教会学生这种不断学习的能力。
第四，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跟发达国家有差距，中国可以引进新技术，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跟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小，能引进的技术就越来越少了。这种状况之下，中国还要继续保持经济的活力的话，自身就必须有发明创新的能力，就必须通过教育来提高这种能力。同时，如果中国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增长速度，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曾出现过这种现象。而现在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都是在解释一个文明如何由盛而衰，从来还没有一个哲学、一个理论去解释一个文明怎么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这里面就有很多新的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社会科学需要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的研究者，能够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轨迹，还要能出新理论，作为我们前进的导向。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抱着审慎的乐观态度。只要全国上下一齐努力，一定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是基础，一方面我们必须有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必须有不断创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