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跟我们的资源利用有关。改革以前所有的资源都属国有，改革以后，逐渐向市场方向转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到煤矿行业，当时资源的社会价格非常低，只有本身价值的1.8%；90年代中期，资源价格放开了，跟国际接轨，但是为了照顾国有矿山企业，资源价格还是维持在1.8%的水平，对于没有老工人和冗员等社会负担的非国有企业来说，资源产业就变成了一个暴利行业。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山西的煤老板到北京买高级别墅，一掷一千万、两千万，基本上不讲价，一次性付清，直接就从小轿车里拿出几麻袋的现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们目前的资源税费不合理所致。以石油价格来谈，在美国陆上石油的开矿，资源税费为12%，海上石油是18%；而且在国外，当资源价格高到一个程度时，要交暴利税，资源开采50%以上的收益要以税收的形式返还给社会，但我们国内的资源税费只有1.8%。
第三，是行政垄断。在行政垄断的行业之内，即使这个企业是国有企业，但我们知道国有企业除了交33%的所得税以外，剩下的利润企业可以分配，现在其所得税降为25%，这就造成了在行政垄断的行业内，绝大多数收益留在企业内部，自己可以支配，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是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比如说有些金融行业，一般扫地工人的工资，都比北大的一级教授的还要高。那就是他利用行政垄断，把垄断利润自己分配。
目前造成分配相当不公平的状况，跟我们金融结构有相当大的关系，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要更多地去发展，能支持多创造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金融安排。在西方，对于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银行、担保公司、乡村银行等。今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通过协议的第一条，就是改善金融机构，增加能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机构。当然，这种机构的建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二，资源收费应该提高到一个合理的程度，资源属于国有，其价值绝大多数应该回馈给社会，利润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第三，对于垄断性行业，能够市场化的最好市场化，增加竞争，相互提高效率。如果有些行业确实需要维持国家的垄断，国家应该对该行业加强监管，对其收益分配也应有比较透明的控制，不能让它利用国家行政手段所创造的利润变成自己的收益。
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些年来，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率是最高的，而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因此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受伤害最大的是低收入者、一般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支出中绝大多数用于一般消费品，如果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他们的生活压力会加大。这里要问：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低通胀，变成了高增长高通胀呢？为什么是在2007年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从1998年开始，我们出现了连续5年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从2003年以后，我们逐渐走出了通货紧缩，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长全面加快，原来投资增长每年10%左右，但在2003年一下子增到27.7%，跟投资有关的商品价格也上涨得比较快，比如建材的价格、能源价格等。
但在2003年一开始，由于前一段时间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跟投资有关的行业价格上涨了，这一部分很热，但另一部分可能还比较冷，我常打的一个比喻是，有点像把一条冰冻的鱼，从冰库里拿出来放在锅里煎，一边煎得快焦了，比如说像2003年、2004年建材、能源的价格在涨，但另外一方面还是冰冻的，中间是不冷不热，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的现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几年，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都在加大，那些原来处于过剩生产能力的产业部门，生产能力逐渐被消化掉了，价格下跌的部门也就越来越少。比如说，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统计中，分成16个部门，在2003年时，有12个部门价格是负的，上涨的只有4个部门；2004年，价格下跌的有10个部门，价格上涨的6个部门；2005年，价格下跌的9个部门，价格上涨的7个部门；2006年，价格下跌的8个部门，价格上涨的8个部门；2007年，价格下跌的6个部门，价格上涨的10个部门；此消彼长，说明了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在各个部门逐渐消失，大部分部门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但在这种情况，投资还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消费是以15%、16%的速度增长，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是属于经济比较均衡的状况，在通胀率比较高，增长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是什么？在2003年、2004年，围绕着怎样来调控宏观经济有过很多讨论，我个人当时对于使用利率政策是持保留态度。当时我主张用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有保有压，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出现了那样的结构性不平衡，主张使用利率政策的人一般认为：投资增长这么快，利率是投资的价格，你把利率调高以后，投资就会减少。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你即使把投资的贷款利率提高了，可能会降低投资的需求，但怎样来处理储蓄利率呢？如果也跟着提高，就会压制消费需求，我们生产能力过剩的产品就更难解决了；另外如果储蓄利率不提高，只提高贷款利率，利差就会加大，银行为了赚钱，就有了更大的积极性把钱贷出去，贷款反而有可能增加；更何况在中国的环境下，有两个原因，致使提高利率很可能并不能减少投资需求。一方面，是我们企业的投资当中，绝大多数资金是跟银行借的，有一句俗话说，虱子多了不怕咬，一般企业在这时的想法是赶快把钱借来把项目完成，而不在于多几个百分点；而且当时的银行体制还不规范，为了让企业上市，不惜增加其呆坏账比例，扩大贷款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主张宏观调控，有保有压。
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我认为，有保有压是有必要的，但更应该更好地运用利率政策。一方面，现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基本上消失了，提高利率，提高储蓄利率，会减少消费需求，这样从需求上不那么热了；二方面，我们现在银行都上市，上市以后有股东大会、董事会，还有战略投资者，对信贷行为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改变，对企业贷款比以前谨慎多了。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增加投资的成本，减少消费意愿，是当我们碰到需求较旺，通货膨胀较高的情况时，可用的调控方式之一。我也高兴地看到，今年调息的次数比往年多了。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几次，利率上调了五六次，会不会再继续上调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很难说，要看我们实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如果物价还是走高，投资增长还是那么快，我想，利率还会再涨，存款准备金率也可能上涨；当然了，如果通货膨胀率稍微下降，投资增长慢了一点，也可能利率往下调。
（本文节选自林毅夫教授2007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校友上海论坛上的演讲《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思考》，记者谢海涛整理，未经作者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