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景致都已湮没在夜色中，世界银行办公楼内的灯光不时自动熄灭，提醒我们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为完成这个早已约定的专访，忙碌的林毅夫只能将采访时间定在了下班后。
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今年2月正式接受任命以来便一直忙碌。他开玩笑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太紧了。这也是他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以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我们的访谈也就在这夜色中开始了。
金融危机留下两大教训
记者：美国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华尔街正在全面洗牌，您觉得危机还会怎么样发展？美国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衰退或者严重衰退？
林毅夫：这次金融危机普遍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救援方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认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但总的来讲，大家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将会有很大调整。一些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资金会比较紧张，贷款会减少。这样，投资和消费贷款会减少，美国经济会放缓。但放缓的程度多大？衰退还是严重衰退？时间会多长？目前还难以预料。
记者：这场危机给人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林毅夫：最深刻的教训将来会有很多总结。就现在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教训值得吸取。
第一个教训，就是这次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就应该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很短，实际上经济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什么那么短？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
在发达国家，一般人们的财富，30%在股票，70%在房地产。在互联网泡沫高涨时，美国人财富多，消费就多，泡沫破裂后，导致财富和消费减少，经济衰退，物价下降，出现通货紧缩。为了防止经济长期萧条，格林斯潘用连续27次降息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刺激起来，就很成功地避免了上一次的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更难解决。上一次衰退虽然成功度过，但却埋下了严重隐患。这就是我们在处理问题上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
另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创新的隐患。美国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监管又没跟上，给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推波助澜。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不能禁止的，但是创新后，应该了解这些创新产品的好处和存在的弊端，监管要跟上，不能只看到好处而疏忽了必要的监管。
中国应当努力增加内需
记者：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您也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明显放缓，沿海一些企业面临严峻挑战，您认为危机对中国的具体冲击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林毅夫：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直接冲击比较小。我们在次级债上的损失不大。
但并不能说就没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就是美国经济会放缓。而考虑到中美贸易规模庞大，这就会影响到中国出口。尽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这些是收入弹性比较低的商品，但如果美国人的收入减少或者停止增长，那么消费就会减少或增速放缓，这就会影响到进口。
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的是高收入国家，他们的商品是高消费品，美国经济放缓，投资和收入减少，对他们产品影响就更大。
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比较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增加内需。中国在刺激内需方面还有相当大潜力。一方面我们城乡差距很大，新农村建设还有许多项目可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也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财政状况也比较好，有刺激内需的力量。再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积下的欠账。本来我们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即便没有国外的压力，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更何况，现在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小了。
美国希望全世界合作解决目前的危机，也不仅仅希望和中国合作。但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就是一大贡献。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就能创造更大市场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也挺大，这些投资总需要一些资本品的投入，这其中不少就来自发达国家。其实前几年看的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一方面中国本身出口增长了，另一方面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奥运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
记者：不少人根据前几届奥运会后主办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认为奥运后经济衰退是个魔咒。您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哪些重大影响？奥运后中国经济走势会怎么样？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萧条。跟其他举办奥运会国家的经济规模比较起来，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大了许多。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为3万亿美元，与雅典奥运会举办国希腊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16倍。所以，北京奥运会的投资数目虽大，但跟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这些投资并不多。
对于中国经济走势，我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还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又比较高，外国投资还不断涌入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好的市场，也是最好的出口加工基地。中国政治经济都相对稳定，我想，即使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维持8%-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虽然总体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距、人均差距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必须面对，这样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才能真正抓住发展机遇；而不是像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出现“拉美化”现象，各种危机随后不断爆发。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将改革遗留的问题解决好，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如何达到公平和效率。过去我们常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其实真这样做，既不能达到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典型
记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认为，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您怎么看这个命题？您认为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
林毅夫：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差距就会缩小，这是必然的结果，每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对比重也就发生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到世界经济比重的一半，现在大概30%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只占世界经济的2%，现在大概5%(按购买力计算，大概占10%)，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0%，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也会有不少影响。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软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因为中国的成功为世界上其他资源短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当时印度认为它不可能打破年均增长2%-3%的铁律，他们将这叫做“印度增长率”。印度认为，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以农民为主，它怎么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一样每年以8%或10%的速度增长呢？后来中国经济实现了10%的增长，中国比印度大，人口比印度多，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这也让印度有了信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人们就认为，市场已经被亚洲四小龙占走了，其他国家哪里还会有机会？可是中国不也发展起来了！中国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其他相对比中国小的国家也应该能够融入这个体系。
我想，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除了其快速增长给世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外，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两种贡献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投资方向应瞄准资源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可能是中国资本入美投资的好时机。您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我倒不认为现在就是资本入美的好时机。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我们必须把流量和存量的关系搞清楚，外汇很多，人均以后呢？很少！我们的人均资本还不是多到可以输出到资本丰富的国家。
发达国家人均资本比我们更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谈的应该是怎么用这个资本让我们的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应该怎么用呢？
既然我们资源相对短缺，那么我们投资的方向，就是应该去获得资源。或者把资本投向我们的产品想进入的那些市场，用来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你看它的投资模式：一是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加工生产出口。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它劳动力资源短缺，所以到中国来利用劳动力作为出口基地。二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广大市场。它跟中国企业合资或者独资，借机进入中国的市场。外国许多大公司到中国来投资，主要目的其实是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国际上几家汽车巨头，它在中国生产、组装，然后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资本回报是最高的，它是利用它的资本优势和你的资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是资源。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要不断升级，也可以用一些资本去获得产业升级的技术，这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也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那美国有没有我们想要获取的资源？美国并不是自然资源最多的地方；谈美国市场的话，如果我们主要还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这些产品弄到美国来生产，把美国作为出口基地，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美国一些企业有一些技术，我们应该结合我们国内的优势，然后购买它们的技术，进入到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像联想，联想生产个人计算机，这虽然算高科技，但已经是比较低端了，我们国内也基本掌握了。IBM个人电脑技术上确实有一点先进，但也不会先进许多。但联想通过购买IBM个人计算机，然后利用这个品牌进入美国和世界市场，这样就比较合适。如果你去买AIG等金融企业，美国人都经营不好，你还去买？我认为，这不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应该保持清醒，不要认为我们这15000亿美元的外汇很多，人均以后，真的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