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
除了外包，印度改革开放过程中值得我们观察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
印度过去10多年的经济表现，正在改变世人对印度的传统印象。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导向的改革措施与印度特有的资源结构和当代国际经济分工新环境相结合，率先在软件外包和IT服务领域结出硕果。自20世纪80年代塔塔（TATA）公司企业家发现了向美国“出口”软件编程人才的劳务商机，率先开发出人力计件外包（body-shopping）的商务模式起，印度的软件外包业不断扩大，并迅速出现一批全球闻名并仍在快速成长的企业。IBM瞄准的新世纪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唯一非美国本土的企业就是印度IT服务巨头WIPRO。
以承接外包业务为依托的印度软件出口，在1990年前后达到1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10亿美元，近年又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3/04年达到120多亿美元。印度软件外包最重要的集聚区班加罗尔所在地K邦IT企业协会召集人库莫（Pawan Kumar）告诉我，印度软件出口到2007/08年预测将达到50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250亿美元软件外包，150亿美元BPO服务，100亿美元代工软件产品。相比之下，我国软件的出口规模，即便采用包括嵌入式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在内的宽口径统计，2003年也只有20亿美元。在软件外包和IT支持服务（ITES）这个具有深厚增长潜力的领域，印度已经比我们遥遥领先。
而被IBM锁定为全球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WIPRO，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涉足软件外包领域，不过10余年间便快速成长为IT服务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位于班加罗尔电子城的WIPRO研发中心占地95英亩，雇员近2万人。置身于此，能切身感受到印度外包业发展案例的传奇性。这片建筑的富丽堂皇不逊于印度的五星级酒店，其造型、结构和色彩非常明快热烈，而年轻化、知识化的职员构成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又令人联想到商学院的环境。据培训部主管诺伊（Y. Y. C. Roy）介绍，WIPRO在2004～2005年财年营业额预计将接近或达到18亿美元，比上年上升30%左右。
一向有“花园城市”、“英国人的度假地”的班加罗尔现在又有了“印度硅谷”的美名，知名企业随处可见，如微软、英特尔、SAP、惠普、戴尔、通用电气、西门子、WIPRO、INFOSYS、TSC等等。城内的地产业也在迅速发展。早期开发的电子城基本饱和后，TATA和新加坡一家企业联手在城东Watefield地区开发了新的高科技园区。iGATE是3年前进入新园区的一家IT服务企业。在美如花园的新办公楼群里，公司CFO兰莫昌均（Ramchandran N）先生愉快地告诉我，“3年前购买的土地价钱已经翻倍，”显示了新开发区的初步成功。
印度的软件外包传奇无疑是诸多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印度虽然人口超过10亿，人均收入只有500多美元，但拥有大量成本低廉的英语和技术人才；印度的企业家和科技人员与软件服务最大发包国美国具有广泛联系；班城又拥有印度最好的气候条件等等。此外，政府还发挥了两方面作用，一是为软件业外包服务提供了优惠的免税政策，二是在企业界强烈呼吁下采取了最大宽容度的不干预政策。我拜访的几位企业家和印度产业协会（CII）高管人员一致认为，政府“让我们自己干”是软件外包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于偏好产业政策的人士来说，印度外包传奇提供了一个悖论：成功的产业政策反倒是干预最小化的产业政策。
印度素有“许可证王国（The license Raj）”之称，政府为何对软件业如此开明？答案有二：一是软件外包作为新兴产业，不同于钢铁、汽车、银行等部门，没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牵制，便于印度决策层尝试新政；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存底将在两周内耗竭，拉奥政府试图通过深层结构性改革摆脱困境，因而对可能带来外汇资源的软件外包实行税收优惠和非干预政策。
与中国当代发展经验好有一比。中国农村自发改革的成功，突破了计划经济旧理念和体制桎梏，为随后全方位改革提供了推动力。印度软件外包无可争议的成功及其在改革开放新发展模式层面的鲜明含义，对拉奥政府改革议程的形成和推进，在思想共识和政治支持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外包传奇与其互动影响的改革进程，已经改变这个南亚大国的传统政经平衡，把她送入现代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即便我这样的外国看客的短期旅行考察，也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经济起飞早期阶段的强劲活力，观察到改革开放新政策对这个大国经济的激活作用。印度开放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是从盘活存量与放开增量两方面下手。我在班加罗尔和孟买住宿的两个酒店，都是由原来政府企业在两年前经过私有化转让给私营企业的。但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印度在增量改革领域出手不凡的表现：一是在传统制高点行业果断挑战旧体制，二是在放松管制和准入方面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1942年建立的印度汽车公司（Hindustan Motors）是印度汽车业历史最悠久的国有垄断企业，1957年出产的“大使牌”轿车，据说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大变，每年产量也就几万辆，还要排一两年队才能买到。这种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环境下生产的汽车，消费者抱怨“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上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实行放松管制和鼓励准入政策，使这家老牌国有企业面临真正的挑战。印度朋友感叹，过去几年间，路面上似乎一下子冒出几十种新轿车，多数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汽车，如现代的Accent，本田的City，福特的Ikon，也有印度企业与外国合资生产的汽车，如Maruti 和Suzuki的Alto 和Wagon，还有本国汽车厂商如TATA生产的Indica等。这些款式新颖、价格富有竞争力的新型轿车，成为新兴中产阶层购买第一辆家用轿车的热门新选，与“大使牌”老式车形成鲜明对照。印度汽车公司也调整战略，近年与三菱合资推出新款Lancer轿车。卡邦制造业协会召集人维斯旺那桑（S. Viswanathan）先生告诉我，去年印度汽车出口已达20亿美元。他援引一份麦肯锡研究报告说，10年后印度汽车业出口预计将上升到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银行、保险、电信、航空、资本市场、基础设施融资体制等领域也在经历广泛深刻的体制转型。在航空和移动通信等集中度较高的领域，与中国试图通过分拆原有垄断厂商形成竞争格局的改革思路不同，印度采取了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允许和鼓励新私营企业进入，很快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寡头竞争格局。印度航空业在旧体制下，Indian Airlines 和Air India分别垄断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改革之后，很快出现了Jet Airways、Air Sahara和 Air Deccan 等私营航空公司，据说不久还将有两个私营航空公司拿到营业执照。我在印度访问期间，恰逢Jet Airways和Air Sahara竞标获得包括英国希思罗机场等国际黄金航线在内的飞行运营许可，成为当地财经媒体的热门话题。印度移动通信除了一家全资国有企业（BSNL）外，共有TATA Indicom，Airtel，Spice，Hutch和Reliance等5家专营移动或兼营固话和移动业务的私营运营商。在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等中国面临“改革沼泽地”挑战的领域，印度在体制改革创新方面也有后来居上的表现，并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支持。
各国经济发展排行表数据显示，目前印度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50%～60%。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印度10～15年以上，尤其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硬件条件方面，中国的相对优势比较明显。到印度旅行，即便在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发达城市，也不乏尘土飞扬的狭窄道路和路旁栖息的城市棚户贫民，经常能看到高档酒店一路之隔的垃圾堆和脏水沟，与中国城市中心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整洁市容和现代基础设施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这些现象在真实显示中国较早改革开放的相对成就的同时，也可能对两国经济发展比较现状和前景带来某种片面解读。我们需要看到，过去10多年间印度已经开始经济起飞。对印度软件外包传奇及其包含的一般发展经验，值得我们结合国内情况有选择地学习。印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制高点行业的锐意改革措施及初步绩效，同样值得我们观察、研究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