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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 走向新一轮增长

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资本市场机遇”为主题的2008招商证券论坛于2008年10月29日在北京举行。凤凰网财经频道作为深度网络合作媒体全程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下午“全球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现状及未来”议题,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演讲全文。

卢锋:谢谢招商证券和王建先生的邀请,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对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看法。刚才,有幸听到Edward C. Prescott教授讲他对现在全球经济包括金融危机的看法,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通常的媒体中,看到一个基本普遍的看法,现在的危机是天下大乱,百年不遇,但是你要相信Edward C. Prescott的理解和观察的话,那就是说天下本无事,美联储是庸人自扰之,当然他这个观点是美国学术界的重要观点。现在的危机只不过是2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的一次重大调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探讨,也不一定都完全接受。但是我觉得他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上,有两点还是值得我们思考或者借鉴的。第一个他从美国国内本身的经济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外部的原因把我给骗了,或者是什么阴谋,他是国内的分析方法。第二个他非常强调美国基本制度的基本面,生产力增长的基本面,从这样一个角度分析这个危机,得出结论。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他的方法我觉得对于理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个经济面临的形势,或者说困难,我觉得仍然是值得借鉴的。那我也就想说,从中国国内经济这个增长的角度,来就今天的主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点,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就是现在的危机,或者现在的困境,是前几年,这个空前高速的增长的一个产物,首先我们要了解前几年增长的背后逻辑和基本的驱动因素。第二个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在前几年的这样一个景气的增长中,他包含了一些制度的、政策的一些失衡因素,也包含了经济增长本身它派生的一些失衡因素,可能导致了现在的困境。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观察和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目前的挑战和困境,走向新的发展。显然,从2003年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空前的景气增长,我们都知道GDP的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0到将近12个百分点,5年连续保持,这个在中国3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同时,中国其他方面的指标,也都表现得很好。并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在过去的5年中,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我想这个最快,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快,它就快。还有一个,中国的发展,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带来的一个推动的增长级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这个增长是非常显著的、空前的。那么回头看这个增长,是有一些基本面因素的推动的,从数据看,至少是5个方面。第一个生产率的快速增长,Edward C. Prescott强调美国,我觉得在中国表现更为突出。第二个就是资本回报率的高速的增长,我在的单位曾经做过一个全面的研究,98年以后到06年,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当然资本回报率这个指标,它跟经济周期具有某些影响,但是我觉得中国过去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更多的还是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一些基本面因素推动的结果。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这样一个阶段因素的推进,第四个就是中国人口尽管很快地要进入人口红利的拐点,但是现在仍然在最后一班车的阶段。第五就是全球化的环境,市场全球化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技术、信息。但是,回头总结这五年,确实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但是我觉得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点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非常相关。

第一点,就是争论多年的,就是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存在低估的问题,我们回头看这几年经济的表现,应该说人民币的灵活度不够,人民币政策和体制尽管不断向好的方面调整,但是这个力度,包括调整的时间点、调整的深度,相对滞后,我觉得是导致我们这个外需过高、导致我们这个进出口对GDP增长在过去的5年中,03—07年超过此前25年平均进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可能要超过8、9倍。过去我们改革开放时期,GDP的增量中,进出口的贡献大概占整个GDP的增长2%左右,在过去的5年中,达到了将近19这样一个高速,这个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它带来了一系列的失衡,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就是贸易储备、外汇贸易赢余的扩大,带来了这样一系列宏观的一个失衡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快速增长,一个特定阶段,我们对一些基本的资源性产品,难免有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样一个大国在全世界购买的这样一个效应,难免会深刻地改变一段时期内,国际的一类产品的供需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03—07年,在铁矿石、铝、铜、石油这些基础的资源性产品上,中国可能对全球这5年的需求增量的贡献,简单平均值可能达到了50%以上,也就是对石油低一点,可能30%,最高的比如说铁矿石达到了85%以上,这个在全球上看、历史上看,也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比较了日本的数据,日本也有这方面的表现,但是比我们拉动的作用小一些。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也不是说注定就不合理,因为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资源推进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包括给其他国家提供制造品。但是短期内,突然的、快速的这样一个需求增长,它难免会在全球的这样一些商品的市场上,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和一个变动,从而导致一系列宏观的变化,这个变化反过来通过进口价格的上升,来引起我们国内的一些失衡。我想还有很多方面,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等,但是至少这两方面的问题,可能也导致了,我们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引起了很多的失衡。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前面几位教授都讲老了,现在的困难,经济快速向下走,投资在萎缩,进出口今年对GDP的贡献几乎接近零,除了消费从数据看增长很快,但是好像有一点数据上有一些争议,这样20、30%的消费增长,跟数据的情况是不是存在一些误差,还在研究。总体上,经济有所下降,中国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刺激和制约下,面临深刻的调整,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是几方面的因素的叠加,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增长阶段的因素,还有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如何应对,确实是一个挑战的问题。我还是认为,实际上可能需要在两方面努力。

第一方面在需求面,还是要进行周期性的管理,我同意刚才许小年教授讲的,对这个需求、管理也不要看得太重,也不要指望用需求政策完全评论经济周期,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现在的困境,就是因为01年过度地利用的这个政策,但是它实际上暗含了一些问题。这个货币财政政策还是有调整的余地,包括减税、减低利率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趁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推进我们早已经滞后的结构性的调整。

我想简单讲三小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土地政策,我记得在03、04年,经济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很多部门都认为,土地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的话,现在经济是相对比较走低,你恰恰是应该更多地让这个土地的资源得到释放。当然把土地作为一个宏观调控手段,这个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可能是难以成立的。如果说,要更多地调整土地政策,可能还是要在制度上进行调整,使得我们农业的建设用地的流转权更加物权化、更加便利地在农村和城市进行配置。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已经有了一些方向性的突破,这方面可能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包括对解决一些短期的困难,都是有益的。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因为经济比较好,我们有关部门对国内的民营企业的管制,尽管在理念上我们说应该放松管制,在十二、十六大以后,就强调我们完善市场经济,把审批报备,实际上经济形势有了变化以后,对民营经济的很多准入方面的管制反而加强了。上一次在人代会上,大家就对发改委提出批评,说他们应该少管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我想指的就是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进行进一步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给民营企业、其他类型的企业有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舞台,改变有一些场合出现的没有审批的审批,或者报备比审批还难的局面。

最后一点我觉也可以进行政策调整,这几年我们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这非常正确,但是3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也告诉我们,粮食安全在现实解决粮食安全这样一个层面,由于制度的改进,由于技术的进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现实的应对一个市场的满足需求来讲,我们反而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反过来,可能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局限的三聚氰氨,以及其他农产品[11.80 -1.67%]的食品质量保障方面,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老是被农民能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的话,今后可能是政府要更多地关心生产的东西,我们敢不敢吃的问题,所以政府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功课,更好地进行监管,从而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总的来说,中国经济面对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30年间,从来都是在磕磕碰碰的中走过来的,我想如果在措施管理方面到位,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目前的危机,走向新一轮的景气增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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